棋峰会专家文集：棋手和知青的一段历史（胡廷楣）
——《名局》问世复盘
这部小说，构思的时间很长。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涉猎围棋文化，于是有了《黑白之道——围棋名家访谈录》。其中有一篇访问记，是对文学家严文井的。严老是中国棋院院长陈祖德九段的老朋友，曾经鼓励陈祖德写出了著名的回忆录《超越自我》，成就了一段佳话。对严老的采访也是陈祖德介绍的。那时的谈话是比较随意的，从棋开始，到棋结束，中间就漫游了。其间谈到了有关棋类的文学作品。谈到了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川端康成的《名人》，还有阿城的《棋王》和当时的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严老不赞成“围棋文学”的说法，他说其实所有的文学写的都是人生。
因为我是知青，讨论阿城的《棋王》的时候，还谈到了知青。严老嘴里说出来的知青，和那时我们看到的知青文学里的知青不一样。他印象中的知青，和我们实际经历中的知青倒是很相像的。
记得严老说这些话的时候，经常用眼睛看一看我这个对话者，尽管他是一个和蔼的人，可是他的眼光非常锐利。同去的摄影记者拍下了他的自画像和画像背后的眼睛。
他希望所有有一些写作能力的人，都能如陈祖德那样，去写作《超越自我》这样的作品。
他就指着我说：“你也可以写。”
回想起来，小说《名局》的问世，应该和16年前的那次的谈话有关系。
可惜，严老已经在2005年10月去世了。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马晓春和韩国的李昌镐是世界上最好的棋手。1995年马晓春已经获得了两个世界冠军，而马晓春获得这两个世界冠军，都没有和李昌镐正面交手。因此，马晓春暗暗希望在一场世界大赛的决赛中击败李昌镐。他终于获得了机会，和李昌镐在决赛中对决。记得马晓春在比赛中一度领先，可是他没有用人们期望的各种可获胜的战法，一举击败李昌镐，而是采取了对方最擅长的官子术和李昌镐周旋。马晓春大概那时太想要一辈子成为李昌镐的“苦手”（也就是“克星”），可能是为了要让李昌镐输得痛一点，就发力要击中李昌镐最长处。这样，一局棋就成为了一场尖锐的心理战。他一步不慎，结果败了。
那一天，很多记者和马晓春面对面，发现没有什么话可以问，马晓春也似乎没有什么话可以回答。忽然就感到了，在这个胜负的世界里。具有个性是何等恐惧的一回事，马晓春居然敢于将自己的高傲放到了一场举足轻重的比赛中“玩火”？他是想用这一盘棋子证明自己的原则和思想吗？联想到，在中日围棋擂台赛和日本最好的棋手对弈的时候，他在中午吃饭的时候，谢绝去外面餐厅，坚持要一份面条，和对手在同一个空间一起呆过整个午休时间。以表示自己棋艺的绝对清白。
我被触动了。这个浙江人，生来就是那种有着强烈个性的人。他绝对不愿意改变自己，即使面对他毕生离不开的棋盘。或许，正是因为强烈的个性，才使得他的棋子到达了世界的最高处，可是又没有成为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世界第一人。
我那时想，如果今后我来写棋手，绝对不会忘记这一场比赛。这一局棋里面有着太多的文化内涵。
不免还想起了温和的曹大元，他说，只有下出了一局他认为最好的棋的时候，才是心情舒畅的。棋子赢了，但是下得不好，心中也会疙疙瘩瘩，彻夜会去想着那些棋子。当然还有一心扑在棋子中，晚上睡不着瞪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复盘的钱宇平。以及从学棋开始走过20年曲折的道路，最后获得世界冠军的常昊……
在采访金克木时，他说过：就中国人的性格，不仅要赢棋，而且要赢得好看……
这是文化传统吧？这也正是小说里“美丽的棋”的由来。
艺术的棋和胜负的棋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似乎只有最高等级的棋手才能将两个价值观念统一起来。
而现在正是迷茫的时代。答案是早就在那里了，可是绝大多数人做不到。
九十年代初期，我已经离开文学创作差不多十年了。离开文学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工作太忙，几乎没有空余时间，也不是因为缺少素材。后来我知道了，我其实缺乏思想的积累。
我们这一代的成长的年代，一切都被宏大的思想淹没了。我们往往做了跟随者。“跟随”不是因为我们喜欢跟随，而是我们一直没有可能将自己的思想独立出来。我是说，那种能真正用来观察、思考和体会的思想。
只有在写书的过程中才突然发现了，一个思想库就在面前：围棋。
那是一个和诸子百家若即若离的中国思想库。当中国的思想在宋明之际开始压抑和萎缩的时候，棋手却因为艺术和生活的发展，将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智慧，不自觉地一步一步通过棋子表现出来了。
我遍访了和围棋有关的大家，严老是其中之一，还有数学家吴文俊、古代文化专家章秋农、大学者金克木、商家中的佼佼者蔡绪锋……以及围棋学者赵之云。即使是片言只语，也可以令听者如沐春风。这样，才知道真正的大家是如何一回事。我被他们改变了。他们通过围棋改变了我，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尽管他们并没有循循善诱地教导我，而是专心致志地在说围棋。可是我们是在用现代的语言说围棋。这样，围棋的哲学，就不再属于棋子本身，而是属于生活了。
我一直很感激程晓流，在黑龙江山河农场，聂卫平曾经去程晓流的分场下了一局棋。这就是小说开头的“原型”。后来他成为了一个著名的棋评家，他的观点硬朗而决断，非常不俗。我不明白的问题经常向他请教。我还感激年轻的朋友肖强，他是全国大学生围棋冠军，也是曹大元和钱宇平的师兄，他的很多说法，是那些棋手没有的，也是棋界外面的人士没有的。因此他对我来说，是一个沟通围棋精英圈子和外界的桥梁。
这个时候，我已经是一个游子，在文学外面浪迹多年。可是我已经有着8年教师经历，有着差不多20年的记者经历，还有知青背景等等……不知不觉间，文学世界的大门重新打开了。在写完了《生逢1966》之后，觉得应该写一写围棋了。我完成了两本尝试解读围棋文化的书。霍然开朗的不仅是面对围棋的现代思考，还有文化的观念。
思想，这是一个作者最需要的东西，创作需要的其它的东西都可以从数十年认真的生活经历中随机取得，思想不行。至今不知道如何说明思想对于文学创作的作用，可是它存在。具体到这一部小说中，就是文化思想，也就是不同人对生活和围棋的看法，庙堂、草根、棋迷、父母、高段棋手、教练……每个人如何看围棋，其实都是他的文化观点。那些生活中的文化，可以如同水一样渗透在每一个细节中，这也是决定你可能写出点什么的原因。
几乎就要写作了，突然有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下乡所在的黑龙江尾山农场的知青办了一个网站。
而这样的网站在知青返城近三十年的时候办起来，绝对是有内在的文化因素的，那就是大家都明白了，现在是分散的知青重新变成一群人的时候。主流社会已经在呼啸前进，而知青这个群体，正在一个一个下车。年龄可能是一个因素，还有更多的缘由，那就是他们其实是缺乏很多生活在现今社会的元素。他们只有退出。他们于是最后通过各种形式（例如网络）在精神上汇集了起来。以群体来排遣落伍的寂寞。
以棋手为主角的小说还没有开始写作，后知青生活却在不断在促使我思考。这使我回忆起来，走进严文井的家，是准备说围棋的，可是，出了门的时候，突然就想到，说的主题竟然是人生，包括知青的人生。围棋和知青生活就这样开始靠拢了。
1998年，洪水泛滥的时候我曾经去过松花江流域采访。2000年，我们一家曾经回过一次我下乡之地尾山农场，心中也有今后写一些知青日子的想法。当时仅仅想，知青写作先前已经出现了模式，或许，重新去一回，会有新的感受。
感受果然丰富，只是不知道如何用小说来表现。
我在北大荒5年，没有经历最后知青大撤退的日子，因此，我不敢说自己已经能完整经历了知青的岁月。这个网站最初总是有很多的当年的回忆，这些回忆，显然是所有知青小说中很少表现的。我以为，那是因为以前的作家在写作之前已经将知青定位了，因此，很多鲜活的细节就被忽略了。接着接触了很多朋友，知道了他们经历了很多艰难的岁月，催动了回忆，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写作。许多早就收集的原始资料，在我的笔记本里一直没有动过。这就将那些沉睡的故事唤醒了，作为主干。又将地名确认为尾山农场——黑龙江省418信箱，这样很多真实的细节和回忆就会非常舒畅地进入了故事。将下乡故事展开的最重要的场景放在著名的五大莲池北面，也就是农场当时的五分场。我曾经在那里住过帐篷。三千三也是一个真实的地名，这确实是尾山农场最长的地号。
于是，构思顺着一个简单的联系发展了。棋手的父母和教练可以是知青。知青和后知青的人生和围棋，就这样结合起来了。将知青放入这样一篇写围棋的小说，应该不仅仅是背景吧？后知青的生活，很大一部分，是围绕着子女的，子女是知青返城之后生存状态最重要的因素。这和所有的有生命的东西一样，不过是有特殊的原因罢了。
无意间，看到网上一位年轻的朋友在提问：你们在心底里，是不是爱着北大荒？
初初觉得这是一个荒谬的问题，仔细想下来却很难作答。因为知青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不同的处境的人，有着不同的回答。相信一位精英可以说，北大荒是给了我们信心意志和磨难的地方。可是，一个下岗工人呢？我知道很多当年熟悉的朋友，死活不愿意上网，也不愿意见一见当年睡在同一条炕上的老友。因为他们今天的日子依然艰难，无法面对巨大的落差。爱不爱北大荒这个问题，对于他们根本不存在。
我们的生活当年已经有着一条被安排好的道路。那是青春开始的时候的时势制作。每一个人开始都走在这样的“康庄大道”上。开始时我们有着共同的呼吸。可是，只要一回想，农场生活的所有故事和细节，都在提醒，许多人的心底里其实都一直在跃跃欲试要改变“被安排”的命运。可惜真正能将改变付诸行动，并且改变成功的往往是少数。
没有意识到，小说的一个主题出现了。
王安忆曾经说过，她写小说是知道有一个方向，然后暗暗朝那个方向走去，你要写的东西就会一点点从笔底出来。我很惊讶这样的写法，我以为那应该是一个奇迹。因为我是一个记者出身的报人，只知道素材和主题之间的来去数次的考虑，就已经是很明白和直接了。一开始不知道主题的写作，我没有经历过。
这一篇小说的写作使我经历了一回。
开始写作的时候，心里很明白，已经是这一代人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况且老三届大多数都是有着巨大的局限的人物。我们这一代人很难出现思想文化和科学上的大家，难以出现巨人。那是青春的年代因为封闭而在思想上营养不良，接受很多应该接受的东西太晚。因此，我似乎要写的是所有知青作为社会的过渡者最后的殊途同归。
可是小说一点点的发展，居然使人物跃出了宿命。
这才叹息，有挣扎和没有挣扎是不一样的，折腾和不折腾是不一样的。而且，有没有才华是不一样的。哪个年代都有常规，逾越常规，就会将自己的生活变得不可知如黑洞一样。可是，即使如此，也要折腾一番啊。按照自己的生活理想过一番日子啊。毕竟生命的高度不一样，生活的新希望也正和黑洞共生。
写到后来就明白了：知青和棋手，都属于一辈子不断遇到选择的人群。虽然，九段棋手是处在一个高端的地位，大多数知青处于人生艰难的底层。下一辈按照自己的心愿下棋，和知青按照自己的想法过日子，竟然有着主题的联系。都可以归纳为选择“活法”问题。
别人是在30岁左右写的知青，那是一个创作的好时光。我是奔60才写。我晚写了知青这样多年，知青文学已经不大有人提起了。不过这里唯一的好处，是有了一个回头看看的机会。特别是可以比较完整看到了“后知青时代”。可以下狠心想明白很多的事情。也是看到了结尾，才明白了来路。
想起了寒冬腊月，在五大莲池边上透风的帐篷里睡着，外面刮着白毛大雪，头用帽子和围巾裹得只留下两个鼻孔，天亮的时候，盖在被子上的大衣被呼出的气体凝成了一片白霜。人就这样冻醒了。实在不忍心写那严酷的冬天。五大莲池最美丽的是在夏秋之交，因此小说有关章节展开就选在这样的季节。我不是游客，毕竟写着写着，还是流下了老泪。
正是因为文化的背景，作为父辈的知青和当代棋手之间还有一种隔膜，那也是文化产生的。我想写的是人民群众和精英之间关系。唐老鸭夫妇这样知青出身的长辈，其实很难理解唐清这样的精英棋手的文化。围棋在两者的眼睛里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在围棋面前，绝对没有办法沟通，他们就都很孤独。只有夏之百和商冠三这样身兼棋手和知青的人，或许能够自如地来往两个“阵营”。可是，他们对于唐清这一代人，也有很多理解不了的地方，对于唐老鸭夫妇，也有很多的无奈。例如，当夏之百经常有让唐清了解父辈的想法，让他坚强起来。唐清虽然有所感动，最后却是会感到了天和地之大，由此也可能会看轻了棋盘上的输赢。于是他一面接受教训，首先和金哲洙打成平手，用两盘赢棋了捍卫棋手在胜负上的尊严。在世界杯的最后一盘棋捍卫美学围棋的尊严，放手一搏，在棋盘上书写了一篇美学论文。这一点，是商冠三和夏之百这样的前辈棋手所始料不及的，以至于夏之百很痛苦，而商冠三脱口而出的就是“迂腐”二字。
唐清输了棋子之后，所遭遇的故事，特别是他本人的心理反应，是他的两个教练已经预见到的，而又是他恰恰缺少心理准备的。而且坚持个性是要进一步孤独的。即使周围人如何的宽容，他们还是孤独。当然，每一个精英人士，都需要忍受这样的孤独。反过来说，如果他们某一天开始随大流去，就不再是精英了。
另一个棋手宋元明，其实也是一个孤独的人，他的世界全是棋，就没有其它了，也就越发孤独。我试图解读这样孤独的心理，就有了一个美丽的花园和一个老教授和一位美丽善良的女医生。在写作棋手孤独那一些篇章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个和围棋有关的作家，川端康成。他是获得了诺贝尔奖之后没有几年就自杀的。没有人能理解他是为什么而死。
我想，可能也是因为心灵上无法排遣的孤独。
小说总是在写一个过程，这篇小说写的是交错的两方面，一方面是上山下乡知青如何将“影响”绵延一生，一直到逐渐退出主流。另一方面是中国老一代棋手如何交班给“文革后”棋手。
无论什么文字的东西，最后真正记载的还是历史。所谓历史，对小说家来说，应该就是写出人身上的文化印迹。有历史观念的小说家总是力图将人物的时代感和地域感写出来，那也就是在认真复写了历史。考古人员是从出土文物的各种特征，和那一个年代的文化互相对照，用来确定文物的年龄。我们不免从人物所载有的文化含量去判断是不是写出了某一个时代，某一个地方的特征。
唐老鸭、章西女王、夏教练，这样的知青，既有着知青的共性，他们身上的特点也是只有上海人才有的。循规蹈矩的一部分知青表现了上海人的一面，出格的知青表现了上海人的另外一面。所以，这也是一场“上海人在北大荒”的表演。虽然去的时候做了一辈子留在边疆的准备，可是后期在北大荒心灵一直处于飘荡的无着落的状态，在威虎厅里的十年八年，不过还是灵魂的暂栖而已。他们是北大荒的上海人。
因为他们本人下乡的经历，他们就从上海人中间分离出来了，成为有特点的上海人。他们即使回到了上海，也不免想得和一般上海人不一样，做得和一般上海人不一样。这样，北大荒的经历就在他们身上留下了印迹。不得不申明，当年尾山农场有6000知青，天津和哈尔滨各有1000人，不多的当地知青以外，余下的就是上海知青。因为知青这样集中，使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难坚持下去。少数有“再教育资格”的复员军人和前劳改局干部，受到大量的被教育者包围。很明白的，这篇小说中许多特别的故事和细节，是不会在复员军人众多，思想管理更为严格的军垦农场出现的，小说中的人物还是黑龙江国营农场（前身劳改农场）的知青，还是尾山农场的知青。因为所有的细节和小故事都不会是杜撰的，在生活中有这样丰富的内容，还要杜撰干什么？
唐清、宋元明、周月这样的人，连带夏之百教练都是上海人。也是“上海人在围棋世界”的表演。上海棋手的棋子其实很有特点，尽管他们棋风看起来各异，可是他们的认真和执着，他们在技术上的娴熟，以及他们对于棋赛质量的刻意追求，使得他们和外地的棋手区别开来了。他们的缺点也来自他们的优点，他们在需要拼搏时候，因为过多的思考而犹豫，是因为他们太过明晰和理智。当然家长例如唐老鸭和章西女王，也不自觉参加了这样的表演。他们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将孩子带上了围棋之路。
有一个不可或缺的虚构人物用的是真名华伟荣。那是因为，这个少小学棋，后来参军，最后在中国棋院当新闻官员的七段，也表现了某种上海人的特点：勤勉和周到。在采访围棋的日子里，他给了我以及所有记者很多的帮助。可以说，小说中的“华伟荣”对唐清那样的尽心，其实他在生前对每一个记者都是这样的。可惜他也已经去世好多年了。
小说的很多场景选择在上海是我刻意的，其实唐清备战的一切完全可以在中国棋院或者北京周边进行，可是，我愿意让他回到上海，尽管他已经和知青父母因为代沟而格格不入，可是这个家和这个城市依然给了他他所不知道不在意而又非常重要的文化温暖。包括上海对中国和世界围棋的贡献。连寺庙也选择在市郊菜地的边上，是因为确实曾经有过这样的僧人，平易温和，与上海农村里见多识广的老年人的风格相似。而饮食文化进入了中国棋院，是一开始就想好的，差不多在十年里，去了北京五六十次，每一次，只要呆过三天以上，就不免因为小吃而想念上海。章秋农老师将烹调术当成中国文化的象征之一，除了佩服，无话可说。烹调术里的中国文化精神其实不少，只是“君子”看不起罢了。有机会用小说的方式谈谈感受，也是一种文化本质意义的传扬。太平桥的饮食摊是上世纪中期的一道风景线，现在已经不复存在。这样写去，也是一种怀念。顺便说一下，中国棋院楼下一度曾经开过一家上海菜馆，主持者是一位上海黑兄，所以，章西女王会做上海小吃就进入了中国棋院，也不能算是完全杜撰的。
这个小说的文本有着一点特殊，那就是不断在真实的环境中叙述一个虚构的故事。中国棋院、尾山农场等等的环境，都是真实的，期间还有真人真事夹在其中。有一些场景是虚构的（例如时间隧道和疗养院），可是围绕这些场景的很多人物和细节都是真实的。这些真实东西包裹着的虚构故事和虚拟的人物。
这样的写法太传统了，可能会被新进者视为“现实主义”的“附庸”。不过因为拥有如此丰富的素材，实在不忍心浪费。我不知道为何这样写作，可能这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我没有选择，只会这样写。
确信，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还是人，社会的人，有群体特点的人，时代的人，地域的人。然后由人的活动记载在事物上，记载在风俗习惯上上，记载在语言文字上等等，成为一门大学问。而小说的使命，不过是通过人物表现了文化，通过文化观照了历史和地域。人物的一言一行，其实都是承载着此时此地文化的。
小说的最后一次重大修改，是在作协创联办组织研讨会之后完成的。以上的体会，也是老友刘绪源和陈先法，不断以评论家和编辑者的角度，促使我反思写作的产物。
（ 《名局》，胡廷楣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
胡廷楣简介：作家，高级记者，著有《黑白之道》、《境界——关于围棋文化的思考》、《黑白之境》等。
图片请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75699b010177iq.html
——《名局》问世复盘
这部小说，构思的时间很长。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涉猎围棋文化，于是有了《黑白之道——围棋名家访谈录》。其中有一篇访问记，是对文学家严文井的。严老是中国棋院院长陈祖德九段的老朋友，曾经鼓励陈祖德写出了著名的回忆录《超越自我》，成就了一段佳话。对严老的采访也是陈祖德介绍的。那时的谈话是比较随意的，从棋开始，到棋结束，中间就漫游了。其间谈到了有关棋类的文学作品。谈到了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川端康成的《名人》，还有阿城的《棋王》和当时的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严老不赞成“围棋文学”的说法，他说其实所有的文学写的都是人生。
因为我是知青，讨论阿城的《棋王》的时候，还谈到了知青。严老嘴里说出来的知青，和那时我们看到的知青文学里的知青不一样。他印象中的知青，和我们实际经历中的知青倒是很相像的。
记得严老说这些话的时候，经常用眼睛看一看我这个对话者，尽管他是一个和蔼的人，可是他的眼光非常锐利。同去的摄影记者拍下了他的自画像和画像背后的眼睛。
他希望所有有一些写作能力的人，都能如陈祖德那样，去写作《超越自我》这样的作品。
他就指着我说：“你也可以写。”
回想起来，小说《名局》的问世，应该和16年前的那次的谈话有关系。
可惜，严老已经在2005年10月去世了。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马晓春和韩国的李昌镐是世界上最好的棋手。1995年马晓春已经获得了两个世界冠军，而马晓春获得这两个世界冠军，都没有和李昌镐正面交手。因此，马晓春暗暗希望在一场世界大赛的决赛中击败李昌镐。他终于获得了机会，和李昌镐在决赛中对决。记得马晓春在比赛中一度领先，可是他没有用人们期望的各种可获胜的战法，一举击败李昌镐，而是采取了对方最擅长的官子术和李昌镐周旋。马晓春大概那时太想要一辈子成为李昌镐的“苦手”（也就是“克星”），可能是为了要让李昌镐输得痛一点，就发力要击中李昌镐最长处。这样，一局棋就成为了一场尖锐的心理战。他一步不慎，结果败了。
那一天，很多记者和马晓春面对面，发现没有什么话可以问，马晓春也似乎没有什么话可以回答。忽然就感到了，在这个胜负的世界里。具有个性是何等恐惧的一回事，马晓春居然敢于将自己的高傲放到了一场举足轻重的比赛中“玩火”？他是想用这一盘棋子证明自己的原则和思想吗？联想到，在中日围棋擂台赛和日本最好的棋手对弈的时候，他在中午吃饭的时候，谢绝去外面餐厅，坚持要一份面条，和对手在同一个空间一起呆过整个午休时间。以表示自己棋艺的绝对清白。
我被触动了。这个浙江人，生来就是那种有着强烈个性的人。他绝对不愿意改变自己，即使面对他毕生离不开的棋盘。或许，正是因为强烈的个性，才使得他的棋子到达了世界的最高处，可是又没有成为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世界第一人。
我那时想，如果今后我来写棋手，绝对不会忘记这一场比赛。这一局棋里面有着太多的文化内涵。
不免还想起了温和的曹大元，他说，只有下出了一局他认为最好的棋的时候，才是心情舒畅的。棋子赢了，但是下得不好，心中也会疙疙瘩瘩，彻夜会去想着那些棋子。当然还有一心扑在棋子中，晚上睡不着瞪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复盘的钱宇平。以及从学棋开始走过20年曲折的道路，最后获得世界冠军的常昊……
在采访金克木时，他说过：就中国人的性格，不仅要赢棋，而且要赢得好看……
这是文化传统吧？这也正是小说里“美丽的棋”的由来。
艺术的棋和胜负的棋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似乎只有最高等级的棋手才能将两个价值观念统一起来。
而现在正是迷茫的时代。答案是早就在那里了，可是绝大多数人做不到。
九十年代初期，我已经离开文学创作差不多十年了。离开文学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工作太忙，几乎没有空余时间，也不是因为缺少素材。后来我知道了，我其实缺乏思想的积累。
我们这一代的成长的年代，一切都被宏大的思想淹没了。我们往往做了跟随者。“跟随”不是因为我们喜欢跟随，而是我们一直没有可能将自己的思想独立出来。我是说，那种能真正用来观察、思考和体会的思想。
只有在写书的过程中才突然发现了，一个思想库就在面前：围棋。
那是一个和诸子百家若即若离的中国思想库。当中国的思想在宋明之际开始压抑和萎缩的时候，棋手却因为艺术和生活的发展，将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智慧，不自觉地一步一步通过棋子表现出来了。
我遍访了和围棋有关的大家，严老是其中之一，还有数学家吴文俊、古代文化专家章秋农、大学者金克木、商家中的佼佼者蔡绪锋……以及围棋学者赵之云。即使是片言只语，也可以令听者如沐春风。这样，才知道真正的大家是如何一回事。我被他们改变了。他们通过围棋改变了我，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尽管他们并没有循循善诱地教导我，而是专心致志地在说围棋。可是我们是在用现代的语言说围棋。这样，围棋的哲学，就不再属于棋子本身，而是属于生活了。
我一直很感激程晓流，在黑龙江山河农场，聂卫平曾经去程晓流的分场下了一局棋。这就是小说开头的“原型”。后来他成为了一个著名的棋评家，他的观点硬朗而决断，非常不俗。我不明白的问题经常向他请教。我还感激年轻的朋友肖强，他是全国大学生围棋冠军，也是曹大元和钱宇平的师兄，他的很多说法，是那些棋手没有的，也是棋界外面的人士没有的。因此他对我来说，是一个沟通围棋精英圈子和外界的桥梁。
这个时候，我已经是一个游子，在文学外面浪迹多年。可是我已经有着8年教师经历，有着差不多20年的记者经历，还有知青背景等等……不知不觉间，文学世界的大门重新打开了。在写完了《生逢1966》之后，觉得应该写一写围棋了。我完成了两本尝试解读围棋文化的书。霍然开朗的不仅是面对围棋的现代思考，还有文化的观念。
思想，这是一个作者最需要的东西，创作需要的其它的东西都可以从数十年认真的生活经历中随机取得，思想不行。至今不知道如何说明思想对于文学创作的作用，可是它存在。具体到这一部小说中，就是文化思想，也就是不同人对生活和围棋的看法，庙堂、草根、棋迷、父母、高段棋手、教练……每个人如何看围棋，其实都是他的文化观点。那些生活中的文化，可以如同水一样渗透在每一个细节中，这也是决定你可能写出点什么的原因。
几乎就要写作了，突然有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下乡所在的黑龙江尾山农场的知青办了一个网站。
而这样的网站在知青返城近三十年的时候办起来，绝对是有内在的文化因素的，那就是大家都明白了，现在是分散的知青重新变成一群人的时候。主流社会已经在呼啸前进，而知青这个群体，正在一个一个下车。年龄可能是一个因素，还有更多的缘由，那就是他们其实是缺乏很多生活在现今社会的元素。他们只有退出。他们于是最后通过各种形式（例如网络）在精神上汇集了起来。以群体来排遣落伍的寂寞。
以棋手为主角的小说还没有开始写作，后知青生活却在不断在促使我思考。这使我回忆起来，走进严文井的家，是准备说围棋的，可是，出了门的时候，突然就想到，说的主题竟然是人生，包括知青的人生。围棋和知青生活就这样开始靠拢了。
1998年，洪水泛滥的时候我曾经去过松花江流域采访。2000年，我们一家曾经回过一次我下乡之地尾山农场，心中也有今后写一些知青日子的想法。当时仅仅想，知青写作先前已经出现了模式，或许，重新去一回，会有新的感受。
感受果然丰富，只是不知道如何用小说来表现。
我在北大荒5年，没有经历最后知青大撤退的日子，因此，我不敢说自己已经能完整经历了知青的岁月。这个网站最初总是有很多的当年的回忆，这些回忆，显然是所有知青小说中很少表现的。我以为，那是因为以前的作家在写作之前已经将知青定位了，因此，很多鲜活的细节就被忽略了。接着接触了很多朋友，知道了他们经历了很多艰难的岁月，催动了回忆，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写作。许多早就收集的原始资料，在我的笔记本里一直没有动过。这就将那些沉睡的故事唤醒了，作为主干。又将地名确认为尾山农场——黑龙江省418信箱，这样很多真实的细节和回忆就会非常舒畅地进入了故事。将下乡故事展开的最重要的场景放在著名的五大莲池北面，也就是农场当时的五分场。我曾经在那里住过帐篷。三千三也是一个真实的地名，这确实是尾山农场最长的地号。
于是，构思顺着一个简单的联系发展了。棋手的父母和教练可以是知青。知青和后知青的人生和围棋，就这样结合起来了。将知青放入这样一篇写围棋的小说，应该不仅仅是背景吧？后知青的生活，很大一部分，是围绕着子女的，子女是知青返城之后生存状态最重要的因素。这和所有的有生命的东西一样，不过是有特殊的原因罢了。
无意间，看到网上一位年轻的朋友在提问：你们在心底里，是不是爱着北大荒？
初初觉得这是一个荒谬的问题，仔细想下来却很难作答。因为知青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不同的处境的人，有着不同的回答。相信一位精英可以说，北大荒是给了我们信心意志和磨难的地方。可是，一个下岗工人呢？我知道很多当年熟悉的朋友，死活不愿意上网，也不愿意见一见当年睡在同一条炕上的老友。因为他们今天的日子依然艰难，无法面对巨大的落差。爱不爱北大荒这个问题，对于他们根本不存在。
我们的生活当年已经有着一条被安排好的道路。那是青春开始的时候的时势制作。每一个人开始都走在这样的“康庄大道”上。开始时我们有着共同的呼吸。可是，只要一回想，农场生活的所有故事和细节，都在提醒，许多人的心底里其实都一直在跃跃欲试要改变“被安排”的命运。可惜真正能将改变付诸行动，并且改变成功的往往是少数。
没有意识到，小说的一个主题出现了。
王安忆曾经说过，她写小说是知道有一个方向，然后暗暗朝那个方向走去，你要写的东西就会一点点从笔底出来。我很惊讶这样的写法，我以为那应该是一个奇迹。因为我是一个记者出身的报人，只知道素材和主题之间的来去数次的考虑，就已经是很明白和直接了。一开始不知道主题的写作，我没有经历过。
这一篇小说的写作使我经历了一回。
开始写作的时候，心里很明白，已经是这一代人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况且老三届大多数都是有着巨大的局限的人物。我们这一代人很难出现思想文化和科学上的大家，难以出现巨人。那是青春的年代因为封闭而在思想上营养不良，接受很多应该接受的东西太晚。因此，我似乎要写的是所有知青作为社会的过渡者最后的殊途同归。
可是小说一点点的发展，居然使人物跃出了宿命。
这才叹息，有挣扎和没有挣扎是不一样的，折腾和不折腾是不一样的。而且，有没有才华是不一样的。哪个年代都有常规，逾越常规，就会将自己的生活变得不可知如黑洞一样。可是，即使如此，也要折腾一番啊。按照自己的生活理想过一番日子啊。毕竟生命的高度不一样，生活的新希望也正和黑洞共生。
写到后来就明白了：知青和棋手，都属于一辈子不断遇到选择的人群。虽然，九段棋手是处在一个高端的地位，大多数知青处于人生艰难的底层。下一辈按照自己的心愿下棋，和知青按照自己的想法过日子，竟然有着主题的联系。都可以归纳为选择“活法”问题。
别人是在30岁左右写的知青，那是一个创作的好时光。我是奔60才写。我晚写了知青这样多年，知青文学已经不大有人提起了。不过这里唯一的好处，是有了一个回头看看的机会。特别是可以比较完整看到了“后知青时代”。可以下狠心想明白很多的事情。也是看到了结尾，才明白了来路。
想起了寒冬腊月，在五大莲池边上透风的帐篷里睡着，外面刮着白毛大雪，头用帽子和围巾裹得只留下两个鼻孔，天亮的时候，盖在被子上的大衣被呼出的气体凝成了一片白霜。人就这样冻醒了。实在不忍心写那严酷的冬天。五大莲池最美丽的是在夏秋之交，因此小说有关章节展开就选在这样的季节。我不是游客，毕竟写着写着，还是流下了老泪。
正是因为文化的背景，作为父辈的知青和当代棋手之间还有一种隔膜，那也是文化产生的。我想写的是人民群众和精英之间关系。唐老鸭夫妇这样知青出身的长辈，其实很难理解唐清这样的精英棋手的文化。围棋在两者的眼睛里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在围棋面前，绝对没有办法沟通，他们就都很孤独。只有夏之百和商冠三这样身兼棋手和知青的人，或许能够自如地来往两个“阵营”。可是，他们对于唐清这一代人，也有很多理解不了的地方，对于唐老鸭夫妇，也有很多的无奈。例如，当夏之百经常有让唐清了解父辈的想法，让他坚强起来。唐清虽然有所感动，最后却是会感到了天和地之大，由此也可能会看轻了棋盘上的输赢。于是他一面接受教训，首先和金哲洙打成平手，用两盘赢棋了捍卫棋手在胜负上的尊严。在世界杯的最后一盘棋捍卫美学围棋的尊严，放手一搏，在棋盘上书写了一篇美学论文。这一点，是商冠三和夏之百这样的前辈棋手所始料不及的，以至于夏之百很痛苦，而商冠三脱口而出的就是“迂腐”二字。
唐清输了棋子之后，所遭遇的故事，特别是他本人的心理反应，是他的两个教练已经预见到的，而又是他恰恰缺少心理准备的。而且坚持个性是要进一步孤独的。即使周围人如何的宽容，他们还是孤独。当然，每一个精英人士，都需要忍受这样的孤独。反过来说，如果他们某一天开始随大流去，就不再是精英了。
另一个棋手宋元明，其实也是一个孤独的人，他的世界全是棋，就没有其它了，也就越发孤独。我试图解读这样孤独的心理，就有了一个美丽的花园和一个老教授和一位美丽善良的女医生。在写作棋手孤独那一些篇章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个和围棋有关的作家，川端康成。他是获得了诺贝尔奖之后没有几年就自杀的。没有人能理解他是为什么而死。
我想，可能也是因为心灵上无法排遣的孤独。
小说总是在写一个过程，这篇小说写的是交错的两方面，一方面是上山下乡知青如何将“影响”绵延一生，一直到逐渐退出主流。另一方面是中国老一代棋手如何交班给“文革后”棋手。
无论什么文字的东西，最后真正记载的还是历史。所谓历史，对小说家来说，应该就是写出人身上的文化印迹。有历史观念的小说家总是力图将人物的时代感和地域感写出来，那也就是在认真复写了历史。考古人员是从出土文物的各种特征，和那一个年代的文化互相对照，用来确定文物的年龄。我们不免从人物所载有的文化含量去判断是不是写出了某一个时代，某一个地方的特征。
唐老鸭、章西女王、夏教练，这样的知青，既有着知青的共性，他们身上的特点也是只有上海人才有的。循规蹈矩的一部分知青表现了上海人的一面，出格的知青表现了上海人的另外一面。所以，这也是一场“上海人在北大荒”的表演。虽然去的时候做了一辈子留在边疆的准备，可是后期在北大荒心灵一直处于飘荡的无着落的状态，在威虎厅里的十年八年，不过还是灵魂的暂栖而已。他们是北大荒的上海人。
因为他们本人下乡的经历，他们就从上海人中间分离出来了，成为有特点的上海人。他们即使回到了上海，也不免想得和一般上海人不一样，做得和一般上海人不一样。这样，北大荒的经历就在他们身上留下了印迹。不得不申明，当年尾山农场有6000知青，天津和哈尔滨各有1000人，不多的当地知青以外，余下的就是上海知青。因为知青这样集中，使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难坚持下去。少数有“再教育资格”的复员军人和前劳改局干部，受到大量的被教育者包围。很明白的，这篇小说中许多特别的故事和细节，是不会在复员军人众多，思想管理更为严格的军垦农场出现的，小说中的人物还是黑龙江国营农场（前身劳改农场）的知青，还是尾山农场的知青。因为所有的细节和小故事都不会是杜撰的，在生活中有这样丰富的内容，还要杜撰干什么？
唐清、宋元明、周月这样的人，连带夏之百教练都是上海人。也是“上海人在围棋世界”的表演。上海棋手的棋子其实很有特点，尽管他们棋风看起来各异，可是他们的认真和执着，他们在技术上的娴熟，以及他们对于棋赛质量的刻意追求，使得他们和外地的棋手区别开来了。他们的缺点也来自他们的优点，他们在需要拼搏时候，因为过多的思考而犹豫，是因为他们太过明晰和理智。当然家长例如唐老鸭和章西女王，也不自觉参加了这样的表演。他们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将孩子带上了围棋之路。
有一个不可或缺的虚构人物用的是真名华伟荣。那是因为，这个少小学棋，后来参军，最后在中国棋院当新闻官员的七段，也表现了某种上海人的特点：勤勉和周到。在采访围棋的日子里，他给了我以及所有记者很多的帮助。可以说，小说中的“华伟荣”对唐清那样的尽心，其实他在生前对每一个记者都是这样的。可惜他也已经去世好多年了。
小说的很多场景选择在上海是我刻意的，其实唐清备战的一切完全可以在中国棋院或者北京周边进行，可是，我愿意让他回到上海，尽管他已经和知青父母因为代沟而格格不入，可是这个家和这个城市依然给了他他所不知道不在意而又非常重要的文化温暖。包括上海对中国和世界围棋的贡献。连寺庙也选择在市郊菜地的边上，是因为确实曾经有过这样的僧人，平易温和，与上海农村里见多识广的老年人的风格相似。而饮食文化进入了中国棋院，是一开始就想好的，差不多在十年里，去了北京五六十次，每一次，只要呆过三天以上，就不免因为小吃而想念上海。章秋农老师将烹调术当成中国文化的象征之一，除了佩服，无话可说。烹调术里的中国文化精神其实不少，只是“君子”看不起罢了。有机会用小说的方式谈谈感受，也是一种文化本质意义的传扬。太平桥的饮食摊是上世纪中期的一道风景线，现在已经不复存在。这样写去，也是一种怀念。顺便说一下，中国棋院楼下一度曾经开过一家上海菜馆，主持者是一位上海黑兄，所以，章西女王会做上海小吃就进入了中国棋院，也不能算是完全杜撰的。
这个小说的文本有着一点特殊，那就是不断在真实的环境中叙述一个虚构的故事。中国棋院、尾山农场等等的环境，都是真实的，期间还有真人真事夹在其中。有一些场景是虚构的（例如时间隧道和疗养院），可是围绕这些场景的很多人物和细节都是真实的。这些真实东西包裹着的虚构故事和虚拟的人物。
这样的写法太传统了，可能会被新进者视为“现实主义”的“附庸”。不过因为拥有如此丰富的素材，实在不忍心浪费。我不知道为何这样写作，可能这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我没有选择，只会这样写。
确信，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还是人，社会的人，有群体特点的人，时代的人，地域的人。然后由人的活动记载在事物上，记载在风俗习惯上上，记载在语言文字上等等，成为一门大学问。而小说的使命，不过是通过人物表现了文化，通过文化观照了历史和地域。人物的一言一行，其实都是承载着此时此地文化的。
小说的最后一次重大修改，是在作协创联办组织研讨会之后完成的。以上的体会，也是老友刘绪源和陈先法，不断以评论家和编辑者的角度，促使我反思写作的产物。
（ 《名局》，胡廷楣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
胡廷楣简介：作家，高级记者，著有《黑白之道》、《境界——关于围棋文化的思考》、《黑白之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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