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峰会专家文集：略论政府在棋文化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张曙光）
内容提要：棋文化的探讨，应以围棋、中国象棋、国际象棋和桥牌为基本客体。
就现实生活而言，棋牌的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精神和行为两个层面。在精神层面上，涉及知、情、意，即有益于智力开发和理解能力的拓展，有益于良好情趣和道德修养的培养，有益于心理调节和身心健康。在行为层面上，涉及举止、爱好、交往，即有益于行动规范、遵纪守法的养成，有益于良好的文化生活习性，有益于健康和睦的社会交往。概言之，棋文化的发展应该提升到有益于个人全面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高度来给与认识和定位。
政府在棋文化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是由中华文化的大一统特质和现行社会体制的高度集权特性所决定的。从棋牌的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在当下的实现程度来考量，政府的主导地位和作用有待于加强。
政府的主导地位和作用的加强可以从目标、路径及保障等三个方面论述。目标定位是：尽快使棋文化成为学生素质教育之一部分；积极促进棋牌成为社区老年文化活动及网络游戏的主流；有步骤地推动棋文化的国际化进程。路径包括：将棋牌纳入学生基础教育课程；支持举办更多的高级别的国内、国际比赛和不同级别的业余比赛；加速推进棋牌竞赛项目的职业化、市场化和产业化。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财政预算投入；制定优惠政策鼓励社会资源支持棋文化发展和投资棋文化产业；要求大众传媒承担更多的推动棋文化发展的责任。
关键词：棋文化、价值、政府、主导地位、优惠政策
一、棋牌的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
棋牌概念通常应涵盖所有棋牌游戏项目，如棋类游戏中的五子棋、跳棋、军旗等，牌类游戏就更加是五花八门了，如斗地主、锄大地、拱猪、升级、沙蟹等，可以一口气数上十几种。但是若从文化的意义上来探讨棋牌活动，则应以围棋、中国象棋、国际象棋和桥牌为基本客体。因为这四项运动源远流长，习之者广，且得到国内、国际主流社会认同。目前在我国，正式纳入政府棋院管理项目范围之内的，也正是这四种项目。所以本文所提及的棋牌项目应是指谓明确的。
棋牌的文化意义和价值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进行专业性研究，如文化发生学、哲学、逻辑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化比较学、公共管理等。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尽可能获得具有可操作性和实践指导意义的知识成果，因而主要是从现实生活角度出发进行的综合性探讨。
笔者以为，从个人现实生活角度看，棋牌的文化意义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即精神层面和行为层面。
就个人的精神层面而言，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大都涉及到知、情、意三个方面，或者具体一点讲，涉及到思维、学习能力，道德情操，心理意志等重要方面。
棋牌项目所具有的益智意义是最没有争议的，所以官方将其定义为智力运动项目，正是“智力”二字使得棋牌项目必然与文化结缘。而从文化发生学的意义上考察，棋牌项目更是具备了独特的宝贵价值。具体说来，棋牌活动非常有益于智力开发，尤其是有益于逻辑思维和理论思维的形成。一个经实践反复证实的有趣现象是：通常自小喜爱参与中国象棋、围棋或国际象棋活动的学生，数学成绩都比较好；反过来，数学成绩比较好的人，学习棋牌进步和提高都比较快。
我是在小学二年级学会中国象棋的，数学成绩总是满分。我初二以后就参军了，后来参加78年高考时，仅用了三个月时间就自学完了全部高中数学，并考了58分，这对于我当年能考上大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学期间我学会了围棋，有两件事印象特别深刻。一是在1980年代中期的一次长春市高校围棋比赛中，前八名中除了我一人是哲学专业的，其余七人全是数学专业的；二是吉林省通化市有个小孩自小学围棋，父母带着他到处找高手下，八岁时已达到业余三、四段水平，当时安排在长春上小学，数学基本上是老师稍微一点他就通，其他课程也都是门门优秀，被誉为神童。这就证明，棋牌活动对于少儿和中小学生的智力开发和学习、理解能力的提高是极有裨益的。现代教育学已充分认识到这样一条原理：对于小学生和中学生来讲，智力开发和理解能力的提高比灌输知识更为重要。而这正是我国传统学校教育必须通过改革和改进努力追求的目标。
棋牌项目不仅益智，而且有益于个人道德情操的修养。中华文化历来提倡修身养性，而棋牌项目对于提高个人修养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修身养性的本质是要求个人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都应保持理性、克制、从容不迫的态度，这正是棋牌活动中获胜的基本技术和心理素质要求之一；另一方面，在棋牌活动过程中，还要求参与者必须遵守游戏规则，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并保持胜亦可喜，败亦欣然的心态，培养良好的棋品。棋界一向有所谓棋品如人品之说，其实就是论及了棋品形成对于良好道德情操修养的积极意义。我认为，以官本位及其等级观念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对人格的扭曲是非常明显和固化的，这导致了我国传统人格的二重分裂，即在大多数人身上，尤其是知识分子身上，具有典型的主奴人格的二重性特征。文化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重塑健康的现代人格，即崇尚自由、平等、尊重法治的人格。而棋牌运动天然具有的品格是对弈者在实际游戏过程中的平等性。尽管不同级别、不同身份的参与者平时社会地位大相径庭，但一旦参与到棋牌比赛或活动交流中，平时的差异性就会大大减少，并天然地产生了相互间的亲和力，提高了对技术能力的尊重感，从而无形中削弱了官本位及其等级观念的消极影响。在实际生活中，一些身居高位但喜好参与棋牌活动或其它竞技活动的官员，大都比较平易近人，很少耍官派头，具有良好的人格修养。即使退休以后，心态也会长期保持良好状态，活得非常充实。西方教育学有一种观点，即认为健康的游戏是培养健康人格的重要路径之一，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
所谓“意”，其实就是心理活动及其调节。中华文化历来重视心理调节，因为日常生活中尽管我们每天都在努力奋斗，但不如意者十之八九，所以极力提倡“知足常乐”和“退一步海阔天高”之类的自我平衡。但再好的心理活动的自我调节也比不上具有良好的爱好，尤其是参与健康的游戏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事业、亲朋和爱好是人生的三大支柱，仅有事业而缺乏爱好的人生是有缺陷的、不完整的。但如果爱好是不良的，则会有害于事业，疏远亲朋好友。现代生活节奏快捷，变化多端，压力巨大，很多人不知不觉中得了抑郁症，尽管有了更高的官位或更多的金钱，反倒觉得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和意义，甚至产生厌世情绪。这种情况下仅靠自我心理调节是效果甚微的，最有效的解决办法之一就是参与健康的爱好运动。棋牌运动无疑是最佳健康运动之一。中华文化一贯重视身心健康的关联性和统一性。当今社会经济发达，物质财富丰富充足，很多问题来源于心理。所以我们理应重视棋文化对于精神文明和心理调节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中华文明历来重视对人的本质的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家普遍意识到人的本质在于身心矛盾，其规律是心主身随，因此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在特定意义上，其实就是意识、精神、道德伦理和文化的发展。
心主身随的人文原理在封建传统国法及其对社会的管理中体现为德主刑辅的政治方略。《唐律疏议》“序”中写道，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两者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这就言简意赅地揭示了德主刑辅的关系。尽管从现代社会治理方略和基本价值原则看，德主刑辅原则有着致命的缺陷，这些致命缺陷集中地显现了封建社会强国家、无社会的政治管理方略之维护专制集权的本质。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德主刑辅重视人的意识对行为的导引地位，强调教化功能以追求个人思想的认同和行为顺从的一致性，因而必定有其合理因素。
正是在上述原理的基础上，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在行为层面上，棋文化对个人全面发展的积极意义同样是非常明显的。首先，一个有较好棋文化修养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形成遵纪守法的观念并能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举止。其次，客观地讲，任何一种竞技活动，包括智力游戏，都有可能被赌博所利用。但比较起来，一种智力游戏越是较少具备偶然性，越是不易被作弊，就越不容易为赌博所利用。而上述三棋一牌项目，正是具备了这种特质，因而理应列于健康智力活动之首。这就决定了一个爱好棋牌运动的人，已经具有了良好的生活习性和健康的业余爱好。而这一点对于个人的自我调节、自我完善以及建设和睦家庭，都是极有裨益的。再次，棋牌活动还提供了一种健康的社会交往形式。按照马斯洛的心理需求层次理论，当人们的基本生理需求（包括吃、喝、住、行、性等）和安全得到保障后，就必然会追求社会交往，即通过各种社会交往活动来满足自己精神层面的追求以及社会的认同。参加（包括参与和观摩）各种体育竞技比赛、文化交流活动，与亲朋好友结伴旅游、聚会，志同道合者的集会，以及参加自愿者行动等，都是社会交往的形式之一。而棋牌活动集智力竞技和文化交流于一身，且较少受到场地、设施和参与人数，以及年龄和体能的限制，无疑是最佳的健康的社会交往形式之一。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现象趋于严重，成本低廉、优点甚多的棋牌活动将具有越来越明显的推广意义和社会价值。从这种角度讲，棋文化的发展对于和谐社会建设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是不应该被低估的。
二、我国社会体制的特质决定了政府的主导地位和作用
我们可以把棋文化的发展列入社会管理或公共管理的范畴。而在我国，一旦涉及社会管理或公共管理课题，政府就必定占据主导地位，这是由我国现行社会体制的特质所决定的。
按人类社会的实然进化过程，国家及政府一经产生，就奠定了自身相对于其他社会子系统的强势支配地位，对整个社会生活过程及其变化起直接决定作用。因此，当涉及社会管理问题时，不能不将国家及其权力系统视为二元结构中的一极，而将作为权力系统所及对象的其他社会子系统视为二元结构中的另一极。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通常表征相对于国家权力系统之外的其他各个社会部分之和，亦即代表二元结构中的另一极。正是由于社会管理中国家权力系统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的二元结构，致使国家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构成了社会管理的基本问题。无论是考察历史的实然进程，还是探讨社会管理的应然状态，不但无法回避对两者关系的分析和解答，而且还会清晰地看到，国家及政府与社会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构及其特性，直接关系到社会管理的目标、价值取向的定位，以及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管理模式的形成等。
根据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结构，可以组合出多种社会体制范式，主要有：无国家、强社会范式；弱国家、弱社会范式；强国家、无社会范式；强社会、弱国家范式；强国家、弱社会范式；强国家、强社会范式。
自国家产生以来，无国家、强社会范式只存在于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方案之中。前者主张取消政府，实行全方位的社会自治。后者甚至进行了实验，试图把社会和政治领域统一起来。如罗伯特·欧文等人设想了一个没有国家、没有市民社会的理想社会形态。这个社会没有私有财产,因而也没有利益冲突,没有阶级对抗,社会充满和谐,自治成为可能。欧文的试验以失败而告终。欧文等人的错误在于未能认识到，利益冲突的根源并不仅仅局限于私有财产制度，而是有着多种多样的原因。既然利益冲突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的问题并有多种原因和多样表现形式,那么，调停利益冲突和维护社会公正的国家权力机构，就会有其客观存在的社会基础。
弱国家、弱社会范式通常表明政体处于无定形状态并容易形成权力真空，社会动荡不安和多种危机并存已成为常态，表征着法治及社会管理的缺位和失控。上述两种关于社会体制结构的范式，在大多数理论家和政治实践家那里，都属于应被扬弃的对象。
至于我国封建社会体制，可以将其定义为强国家、无社会范式。这种社会范式甚至沿袭到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段内（因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论课题，此处不做展开探讨）。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社会体系越来越具有开放性；市场经济体系日臻完善；产业结构调整不断趋于合理；人民生活水准大幅度提高；国家综合实力日益增强。尤其是，随着法治化实践不断深化和法治化精神日益深入人心的过程，政治民主化也获得长足进展，并有力地推动着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前行。
这就需要我们正视这样一种现实：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体制已摆脱了封建时期和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的那种强国家、无社会范式；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尚未达到那种强国家、强社会的理想范式状态，仍处于过渡阶段，属于典型的强国家、弱社会范式。
就我国目前社会体制及社会管理模式而言，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市场经济体系已基本形成，并促成了我国经济在近十年内的大繁荣、大发展。与此相应，第二，具有一定自由度的私人领域和社会公共领域已初步形成，但法治保障尚未健全，因而社会自治程度仍处于低级状态。第三，强国家、弱社会的一统性和全能性依然非常突出。就管理结构来讲，整个社会仍被纳入国家行政权力系统的体制结构之内，所有的人、所有的领域和部门，都分别归入行政管理权限序列，并具有明确的等级划分，最终服从统一的中央行政控制。对于个人、家庭和社会，政府公权力的介入所受限制甚微。与此相应，政府主导着社会资源，尤其是掌控着全部公共资源的支配和流向。
文化发展的规律之一是：由于文化对人的价值经常体现为非物质的、间接的和潜质的，对它的投入很难像经济活动那样立杆见效，有的文化活动甚至不可能产生经济回报，属于无偿投入，因此它既需要个人创造性发挥的自由空间和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更需要公共资源的直接支持。棋文化的发展同样不会例外。而我国目前社会体制所具有的强政府、弱社会的特质，决定了政府必然在文化事业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
2008年，我国成功举办了第29届奥运会、北京残奥会，以及第一届世界智力运动会，并取得了奥运会金牌榜第一，残奥会和智运会金牌榜、奖牌榜全部第一的佳绩。而这些成就的取得，没有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正确领导和科学决策，以及对全社会力量的动员，是根本无法想象的。这一年注定要将中华文明的辉煌载入人类文化发展史册。
在本文第一部分中，笔者从现实生活角度，概略地论证了棋牌的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这种论证显然是远远不够全面和深刻的。但即使如此，仍然足以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党和政府理应对棋文化的发展给予更多的重视，尤其是不仅应当从体育的视角，更应当从文化的视角去重新审视棋牌的文化地位，正确地估量棋牌文化对于个人的全面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的积极意义和长远价值，明确政府在棋文化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制订关于棋文化长期发展的方略，有目标、有步骤、有实效地推动棋牌活动的普及和提高。
毋庸置疑，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准的不断提高，广大群众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必定日益彰显，而国家财力和综合实力的提高也为加大文化体育事业投入，加速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可能。2008年第29届奥运会、北京残奥会、第一届世界智运会在北京的成功举办，就是最好的例证。与此同时，我们不应该满足于已有的成绩，政府应该进行认真的总结，以此为新的起点，对文化事业和体育事业的发展有一个更为全面、更为长远的思考和谋划，这样才能真正使中华民族在21世纪步入一个全面的可持续发展的健康轨道。
三、目标、路径与保障
在我看来，尽管近十年来我国棋牌活动与以往相比，无疑具有了长足进步，尤其是2008年我国成功举办了第一届世界智力运动会，但就棋牌的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来讲，仍未达到充分发挥的理想状态，政府在棋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亟待加强。下面从目标、路径和保障三个层面分别加以分析和阐述。
1、政府确定正确的目标是棋文化获得大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如前所述，由于我国现行社会体制的特质，决定了政府在文化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与此相应，如果政府能够就棋文化的长远发展，确立正确的目标，那么自然就会成为整个社会的目标。反之，如果得不到政府的认同和支持，社会力量再努力，也会是事倍功半。
我以为，现阶段政府就棋文化发展应确立三个基本目标：
其一，尽快使棋牌成为中小学生素质教育内容之一。
中华文明历来将“琴、棋、书、画”列为文化构成中的要素。音乐、书法和绘画早就被纳入到学校教育内容之中，成为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三棋一牌却始终难登学校教育的大雅之堂。这种做法其实是有失偏颇的。
诚然，音乐、书法和绘画教学对个人的全面发展是有裨益的，但在我看来，这三项教学更多提高的是单一的技艺能力，与它们相比，三棋一牌对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理论思维能力，乃至于全面的学习能力的提高所起到的促进作用，要更为直接、更为明显、更见成效。如果我们承认对中、小学生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应提升至与灌输知识同等重要，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地位，就没有理由将棋牌长期拒之于学校素质教育的门外。
其二、积极促进棋牌成为社区老年文化活动以及社会网络游戏的主流。
老年文化活动其实是社区文化活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跳舞、扭秧歌、太极拳等，都是健康的文化健身活动形式。而棋牌则更多地属于益智、益心的文化活动，对于老年人来讲，比麻将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政府应给予更多更有效的支持和鼓励。
互联网发展普及后，网络游戏成了大多数青少年，甚至是部分成年人的基本生活内容之一。许多青少年沉湎于网络游戏已经影响到正常的学习和工作，并且要为之（如服装、皮肤外观、武器装备等）支付相当大的经济成本。棋牌作为智力游戏的形式，一方面与网络具有天然的相容性，现在很多棋牌爱好者都是通过网络进行比赛交流的；另一方面，又与其它网络游戏具有天然的排斥性。据初步统计，棋牌爱好者中会去玩魔兽、ＴＳＴ之类的网络游戏的人，不会超过１５％。目前政府对如何管理网络游戏和减少其负面作用尚未形成成熟有效的模式。我认为，如果政府推动棋牌成为网络游戏的主流，对于遏制其他网络游戏的泛滥及其副作用，肯定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其三，加速棋文化的国际化进程。
国际象棋和桥牌本来就是国际性的，这两项运动的国际化进程必定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本土化，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这两项运动；另一方面就是在国际大赛中取得更多的好成绩。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深厚、智力超群的民族，天生适应智力竞技活动。目前我国选手在国际象棋项目上，已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桥牌的进步也非常喜人，在去年第一届世界智运会上，女子仅以一分之差惜败而外屈居亚军。如果能在这两项运动的国际大赛中取得更多的好成绩，对于证明中华民族的智力素质并获得世人的尊重，是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的。
中国象棋和围棋的国际化进程肯定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但依然值得我们为之付出和努力。我更看好围棋。因为围棋所具有的深邃、奥妙、无穷的文化内涵，最终必定会折服世人并为全世界主流文化所接受。到目前为止，电脑软件已击败了世界上最好的国际象棋职业选手和中国象棋职业选手，唯有围棋连业余高手的门槛都无法越过。这不能不令人叹服围棋文化的神奇和精妙。
２、路径：纳入中小学教学内容；举办多元化、多级化比赛；推进职业棋赛市场化和棋文化产业化进程。
关于将棋牌纳入中小学素质教育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由于棋牌项目长期以来是归类在体育门类的，教育和文化部门都把它们视为与己无关。这导致了棋牌被长期拒之在学校教育的大门之外。要想将棋牌正式纳入中小学教育内容，必须由中央政府协调教育、文化和体育部门达成一致。广大的社会有识之士和地方各级领导，则应当充分利用各种合适场合进行鼓与呼，尤其是人大代表和政协代表，应适时提出论证充分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提案供决策部门参考。
一旦棋牌纳入中小学素质教育内容，棋牌在社会上的普及程度必然会得到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政府及各单位应鼓励和支持举办更多的高级别的国际、国内大赛，以及各个层面的多级别的业余比赛，包括社区比赛，网络比赛，系统内部比赛等。长期以往，棋牌活动就自然而然地就会发展成为社区老年文化活动和网络游戏及单位内智力竞技比赛的主流。
对于职业选手和职业比赛，只能沿着市场化道路前行。而与此并行不悖的，是政府应鼓励和扶持棋文化的产业化进程。有了政府的主导和支持，随着棋文化的普及与发展，棋牌项目的产业化前景将是非常广阔的。
３、保障：加大财政预算和投入；制定优惠政策；强化传媒宣传和导向。
准确定位棋牌项目的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意味着政府为实现促进棋文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加大这方面的财政预算和专项投入。尤其是应该由财政专项拨款举办定期性的高级别的国际大赛。除了像2008年举办的具有综合性的世界智力运动会以外，还应有三棋一牌的单项大赛。与此同时，政府还应号召各级单位，各企业都应提高关于开展健康文体活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的认识，鼓励各级单位、各企业加大对健康文体活动的投入。
为鼓励社会资源支持棋文化的发展和棋牌项目的产业化进程，政府应制定相关的优惠产业政策和优惠税收政策。如：通过政府文化基金对投资棋牌项目的文化企业提供一定额度的配套资金；对相关产业基建项目减免土地出让金和市政公共配套费；对相关企业，如棋牌会所、棋牌培训学校、棋牌网络游戏公司、棋牌电视频道等，减免营业税和所得税；对企业和个人赞助棋牌比赛和活动，包括设立棋牌项目公益性基金的费用，除了可以全部进入成本外，还可考虑按30-50%的份额抵充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等等。
为保障棋文化的发展，宣传部门应要求传媒加大对棋文化的宣传力度，尤其是对各项大赛的直播。应鼓励开设棋文化专业频道和网站，政府在一定时期内，应对专业频道和网站给予一定额度的补贴。
总之，不仅从智力竞技的体育视角，而且从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视角去审视和定位棋牌项目的文化功能，政府有责任在棋文化发展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发挥主导性作用。我国现代化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日益强盛，必然会对民族文化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同时也为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大繁荣、大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经济基础和物质保证。我们有理由对棋文化发展的美好前景充满期待和信心。
张曙光简介：法学与哲学博士；围棋业余5段；曾任辽宁足球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现任北京中翰海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北京大恒伟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佳木斯恒大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图片请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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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棋文化的探讨，应以围棋、中国象棋、国际象棋和桥牌为基本客体。
就现实生活而言，棋牌的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精神和行为两个层面。在精神层面上，涉及知、情、意，即有益于智力开发和理解能力的拓展，有益于良好情趣和道德修养的培养，有益于心理调节和身心健康。在行为层面上，涉及举止、爱好、交往，即有益于行动规范、遵纪守法的养成，有益于良好的文化生活习性，有益于健康和睦的社会交往。概言之，棋文化的发展应该提升到有益于个人全面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高度来给与认识和定位。
政府在棋文化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是由中华文化的大一统特质和现行社会体制的高度集权特性所决定的。从棋牌的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在当下的实现程度来考量，政府的主导地位和作用有待于加强。
政府的主导地位和作用的加强可以从目标、路径及保障等三个方面论述。目标定位是：尽快使棋文化成为学生素质教育之一部分；积极促进棋牌成为社区老年文化活动及网络游戏的主流；有步骤地推动棋文化的国际化进程。路径包括：将棋牌纳入学生基础教育课程；支持举办更多的高级别的国内、国际比赛和不同级别的业余比赛；加速推进棋牌竞赛项目的职业化、市场化和产业化。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财政预算投入；制定优惠政策鼓励社会资源支持棋文化发展和投资棋文化产业；要求大众传媒承担更多的推动棋文化发展的责任。
关键词：棋文化、价值、政府、主导地位、优惠政策
一、棋牌的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
棋牌概念通常应涵盖所有棋牌游戏项目，如棋类游戏中的五子棋、跳棋、军旗等，牌类游戏就更加是五花八门了，如斗地主、锄大地、拱猪、升级、沙蟹等，可以一口气数上十几种。但是若从文化的意义上来探讨棋牌活动，则应以围棋、中国象棋、国际象棋和桥牌为基本客体。因为这四项运动源远流长，习之者广，且得到国内、国际主流社会认同。目前在我国，正式纳入政府棋院管理项目范围之内的，也正是这四种项目。所以本文所提及的棋牌项目应是指谓明确的。
棋牌的文化意义和价值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进行专业性研究，如文化发生学、哲学、逻辑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化比较学、公共管理等。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尽可能获得具有可操作性和实践指导意义的知识成果，因而主要是从现实生活角度出发进行的综合性探讨。
笔者以为，从个人现实生活角度看，棋牌的文化意义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即精神层面和行为层面。
就个人的精神层面而言，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大都涉及到知、情、意三个方面，或者具体一点讲，涉及到思维、学习能力，道德情操，心理意志等重要方面。
棋牌项目所具有的益智意义是最没有争议的，所以官方将其定义为智力运动项目，正是“智力”二字使得棋牌项目必然与文化结缘。而从文化发生学的意义上考察，棋牌项目更是具备了独特的宝贵价值。具体说来，棋牌活动非常有益于智力开发，尤其是有益于逻辑思维和理论思维的形成。一个经实践反复证实的有趣现象是：通常自小喜爱参与中国象棋、围棋或国际象棋活动的学生，数学成绩都比较好；反过来，数学成绩比较好的人，学习棋牌进步和提高都比较快。
我是在小学二年级学会中国象棋的，数学成绩总是满分。我初二以后就参军了，后来参加78年高考时，仅用了三个月时间就自学完了全部高中数学，并考了58分，这对于我当年能考上大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学期间我学会了围棋，有两件事印象特别深刻。一是在1980年代中期的一次长春市高校围棋比赛中，前八名中除了我一人是哲学专业的，其余七人全是数学专业的；二是吉林省通化市有个小孩自小学围棋，父母带着他到处找高手下，八岁时已达到业余三、四段水平，当时安排在长春上小学，数学基本上是老师稍微一点他就通，其他课程也都是门门优秀，被誉为神童。这就证明，棋牌活动对于少儿和中小学生的智力开发和学习、理解能力的提高是极有裨益的。现代教育学已充分认识到这样一条原理：对于小学生和中学生来讲，智力开发和理解能力的提高比灌输知识更为重要。而这正是我国传统学校教育必须通过改革和改进努力追求的目标。
棋牌项目不仅益智，而且有益于个人道德情操的修养。中华文化历来提倡修身养性，而棋牌项目对于提高个人修养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修身养性的本质是要求个人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都应保持理性、克制、从容不迫的态度，这正是棋牌活动中获胜的基本技术和心理素质要求之一；另一方面，在棋牌活动过程中，还要求参与者必须遵守游戏规则，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并保持胜亦可喜，败亦欣然的心态，培养良好的棋品。棋界一向有所谓棋品如人品之说，其实就是论及了棋品形成对于良好道德情操修养的积极意义。我认为，以官本位及其等级观念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对人格的扭曲是非常明显和固化的，这导致了我国传统人格的二重分裂，即在大多数人身上，尤其是知识分子身上，具有典型的主奴人格的二重性特征。文化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重塑健康的现代人格，即崇尚自由、平等、尊重法治的人格。而棋牌运动天然具有的品格是对弈者在实际游戏过程中的平等性。尽管不同级别、不同身份的参与者平时社会地位大相径庭，但一旦参与到棋牌比赛或活动交流中，平时的差异性就会大大减少，并天然地产生了相互间的亲和力，提高了对技术能力的尊重感，从而无形中削弱了官本位及其等级观念的消极影响。在实际生活中，一些身居高位但喜好参与棋牌活动或其它竞技活动的官员，大都比较平易近人，很少耍官派头，具有良好的人格修养。即使退休以后，心态也会长期保持良好状态，活得非常充实。西方教育学有一种观点，即认为健康的游戏是培养健康人格的重要路径之一，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
所谓“意”，其实就是心理活动及其调节。中华文化历来重视心理调节，因为日常生活中尽管我们每天都在努力奋斗，但不如意者十之八九，所以极力提倡“知足常乐”和“退一步海阔天高”之类的自我平衡。但再好的心理活动的自我调节也比不上具有良好的爱好，尤其是参与健康的游戏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事业、亲朋和爱好是人生的三大支柱，仅有事业而缺乏爱好的人生是有缺陷的、不完整的。但如果爱好是不良的，则会有害于事业，疏远亲朋好友。现代生活节奏快捷，变化多端，压力巨大，很多人不知不觉中得了抑郁症，尽管有了更高的官位或更多的金钱，反倒觉得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和意义，甚至产生厌世情绪。这种情况下仅靠自我心理调节是效果甚微的，最有效的解决办法之一就是参与健康的爱好运动。棋牌运动无疑是最佳健康运动之一。中华文化一贯重视身心健康的关联性和统一性。当今社会经济发达，物质财富丰富充足，很多问题来源于心理。所以我们理应重视棋文化对于精神文明和心理调节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中华文明历来重视对人的本质的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家普遍意识到人的本质在于身心矛盾，其规律是心主身随，因此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在特定意义上，其实就是意识、精神、道德伦理和文化的发展。
心主身随的人文原理在封建传统国法及其对社会的管理中体现为德主刑辅的政治方略。《唐律疏议》“序”中写道，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两者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这就言简意赅地揭示了德主刑辅的关系。尽管从现代社会治理方略和基本价值原则看，德主刑辅原则有着致命的缺陷，这些致命缺陷集中地显现了封建社会强国家、无社会的政治管理方略之维护专制集权的本质。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德主刑辅重视人的意识对行为的导引地位，强调教化功能以追求个人思想的认同和行为顺从的一致性，因而必定有其合理因素。
正是在上述原理的基础上，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在行为层面上，棋文化对个人全面发展的积极意义同样是非常明显的。首先，一个有较好棋文化修养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形成遵纪守法的观念并能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举止。其次，客观地讲，任何一种竞技活动，包括智力游戏，都有可能被赌博所利用。但比较起来，一种智力游戏越是较少具备偶然性，越是不易被作弊，就越不容易为赌博所利用。而上述三棋一牌项目，正是具备了这种特质，因而理应列于健康智力活动之首。这就决定了一个爱好棋牌运动的人，已经具有了良好的生活习性和健康的业余爱好。而这一点对于个人的自我调节、自我完善以及建设和睦家庭，都是极有裨益的。再次，棋牌活动还提供了一种健康的社会交往形式。按照马斯洛的心理需求层次理论，当人们的基本生理需求（包括吃、喝、住、行、性等）和安全得到保障后，就必然会追求社会交往，即通过各种社会交往活动来满足自己精神层面的追求以及社会的认同。参加（包括参与和观摩）各种体育竞技比赛、文化交流活动，与亲朋好友结伴旅游、聚会，志同道合者的集会，以及参加自愿者行动等，都是社会交往的形式之一。而棋牌活动集智力竞技和文化交流于一身，且较少受到场地、设施和参与人数，以及年龄和体能的限制，无疑是最佳的健康的社会交往形式之一。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现象趋于严重，成本低廉、优点甚多的棋牌活动将具有越来越明显的推广意义和社会价值。从这种角度讲，棋文化的发展对于和谐社会建设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是不应该被低估的。
二、我国社会体制的特质决定了政府的主导地位和作用
我们可以把棋文化的发展列入社会管理或公共管理的范畴。而在我国，一旦涉及社会管理或公共管理课题，政府就必定占据主导地位，这是由我国现行社会体制的特质所决定的。
按人类社会的实然进化过程，国家及政府一经产生，就奠定了自身相对于其他社会子系统的强势支配地位，对整个社会生活过程及其变化起直接决定作用。因此，当涉及社会管理问题时，不能不将国家及其权力系统视为二元结构中的一极，而将作为权力系统所及对象的其他社会子系统视为二元结构中的另一极。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通常表征相对于国家权力系统之外的其他各个社会部分之和，亦即代表二元结构中的另一极。正是由于社会管理中国家权力系统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的二元结构，致使国家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构成了社会管理的基本问题。无论是考察历史的实然进程，还是探讨社会管理的应然状态，不但无法回避对两者关系的分析和解答，而且还会清晰地看到，国家及政府与社会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构及其特性，直接关系到社会管理的目标、价值取向的定位，以及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管理模式的形成等。
根据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结构，可以组合出多种社会体制范式，主要有：无国家、强社会范式；弱国家、弱社会范式；强国家、无社会范式；强社会、弱国家范式；强国家、弱社会范式；强国家、强社会范式。
自国家产生以来，无国家、强社会范式只存在于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方案之中。前者主张取消政府，实行全方位的社会自治。后者甚至进行了实验，试图把社会和政治领域统一起来。如罗伯特·欧文等人设想了一个没有国家、没有市民社会的理想社会形态。这个社会没有私有财产,因而也没有利益冲突,没有阶级对抗,社会充满和谐,自治成为可能。欧文的试验以失败而告终。欧文等人的错误在于未能认识到，利益冲突的根源并不仅仅局限于私有财产制度，而是有着多种多样的原因。既然利益冲突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的问题并有多种原因和多样表现形式,那么，调停利益冲突和维护社会公正的国家权力机构，就会有其客观存在的社会基础。
弱国家、弱社会范式通常表明政体处于无定形状态并容易形成权力真空，社会动荡不安和多种危机并存已成为常态，表征着法治及社会管理的缺位和失控。上述两种关于社会体制结构的范式，在大多数理论家和政治实践家那里，都属于应被扬弃的对象。
至于我国封建社会体制，可以将其定义为强国家、无社会范式。这种社会范式甚至沿袭到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段内（因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论课题，此处不做展开探讨）。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社会体系越来越具有开放性；市场经济体系日臻完善；产业结构调整不断趋于合理；人民生活水准大幅度提高；国家综合实力日益增强。尤其是，随着法治化实践不断深化和法治化精神日益深入人心的过程，政治民主化也获得长足进展，并有力地推动着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前行。
这就需要我们正视这样一种现实：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体制已摆脱了封建时期和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的那种强国家、无社会范式；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尚未达到那种强国家、强社会的理想范式状态，仍处于过渡阶段，属于典型的强国家、弱社会范式。
就我国目前社会体制及社会管理模式而言，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市场经济体系已基本形成，并促成了我国经济在近十年内的大繁荣、大发展。与此相应，第二，具有一定自由度的私人领域和社会公共领域已初步形成，但法治保障尚未健全，因而社会自治程度仍处于低级状态。第三，强国家、弱社会的一统性和全能性依然非常突出。就管理结构来讲，整个社会仍被纳入国家行政权力系统的体制结构之内，所有的人、所有的领域和部门，都分别归入行政管理权限序列，并具有明确的等级划分，最终服从统一的中央行政控制。对于个人、家庭和社会，政府公权力的介入所受限制甚微。与此相应，政府主导着社会资源，尤其是掌控着全部公共资源的支配和流向。
文化发展的规律之一是：由于文化对人的价值经常体现为非物质的、间接的和潜质的，对它的投入很难像经济活动那样立杆见效，有的文化活动甚至不可能产生经济回报，属于无偿投入，因此它既需要个人创造性发挥的自由空间和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更需要公共资源的直接支持。棋文化的发展同样不会例外。而我国目前社会体制所具有的强政府、弱社会的特质，决定了政府必然在文化事业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
2008年，我国成功举办了第29届奥运会、北京残奥会，以及第一届世界智力运动会，并取得了奥运会金牌榜第一，残奥会和智运会金牌榜、奖牌榜全部第一的佳绩。而这些成就的取得，没有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正确领导和科学决策，以及对全社会力量的动员，是根本无法想象的。这一年注定要将中华文明的辉煌载入人类文化发展史册。
在本文第一部分中，笔者从现实生活角度，概略地论证了棋牌的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这种论证显然是远远不够全面和深刻的。但即使如此，仍然足以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党和政府理应对棋文化的发展给予更多的重视，尤其是不仅应当从体育的视角，更应当从文化的视角去重新审视棋牌的文化地位，正确地估量棋牌文化对于个人的全面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的积极意义和长远价值，明确政府在棋文化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制订关于棋文化长期发展的方略，有目标、有步骤、有实效地推动棋牌活动的普及和提高。
毋庸置疑，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准的不断提高，广大群众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必定日益彰显，而国家财力和综合实力的提高也为加大文化体育事业投入，加速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可能。2008年第29届奥运会、北京残奥会、第一届世界智运会在北京的成功举办，就是最好的例证。与此同时，我们不应该满足于已有的成绩，政府应该进行认真的总结，以此为新的起点，对文化事业和体育事业的发展有一个更为全面、更为长远的思考和谋划，这样才能真正使中华民族在21世纪步入一个全面的可持续发展的健康轨道。
三、目标、路径与保障
在我看来，尽管近十年来我国棋牌活动与以往相比，无疑具有了长足进步，尤其是2008年我国成功举办了第一届世界智力运动会，但就棋牌的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来讲，仍未达到充分发挥的理想状态，政府在棋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亟待加强。下面从目标、路径和保障三个层面分别加以分析和阐述。
1、政府确定正确的目标是棋文化获得大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如前所述，由于我国现行社会体制的特质，决定了政府在文化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与此相应，如果政府能够就棋文化的长远发展，确立正确的目标，那么自然就会成为整个社会的目标。反之，如果得不到政府的认同和支持，社会力量再努力，也会是事倍功半。
我以为，现阶段政府就棋文化发展应确立三个基本目标：
其一，尽快使棋牌成为中小学生素质教育内容之一。
中华文明历来将“琴、棋、书、画”列为文化构成中的要素。音乐、书法和绘画早就被纳入到学校教育内容之中，成为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三棋一牌却始终难登学校教育的大雅之堂。这种做法其实是有失偏颇的。
诚然，音乐、书法和绘画教学对个人的全面发展是有裨益的，但在我看来，这三项教学更多提高的是单一的技艺能力，与它们相比，三棋一牌对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理论思维能力，乃至于全面的学习能力的提高所起到的促进作用，要更为直接、更为明显、更见成效。如果我们承认对中、小学生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应提升至与灌输知识同等重要，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地位，就没有理由将棋牌长期拒之于学校素质教育的门外。
其二、积极促进棋牌成为社区老年文化活动以及社会网络游戏的主流。
老年文化活动其实是社区文化活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跳舞、扭秧歌、太极拳等，都是健康的文化健身活动形式。而棋牌则更多地属于益智、益心的文化活动，对于老年人来讲，比麻将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政府应给予更多更有效的支持和鼓励。
互联网发展普及后，网络游戏成了大多数青少年，甚至是部分成年人的基本生活内容之一。许多青少年沉湎于网络游戏已经影响到正常的学习和工作，并且要为之（如服装、皮肤外观、武器装备等）支付相当大的经济成本。棋牌作为智力游戏的形式，一方面与网络具有天然的相容性，现在很多棋牌爱好者都是通过网络进行比赛交流的；另一方面，又与其它网络游戏具有天然的排斥性。据初步统计，棋牌爱好者中会去玩魔兽、ＴＳＴ之类的网络游戏的人，不会超过１５％。目前政府对如何管理网络游戏和减少其负面作用尚未形成成熟有效的模式。我认为，如果政府推动棋牌成为网络游戏的主流，对于遏制其他网络游戏的泛滥及其副作用，肯定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其三，加速棋文化的国际化进程。
国际象棋和桥牌本来就是国际性的，这两项运动的国际化进程必定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本土化，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这两项运动；另一方面就是在国际大赛中取得更多的好成绩。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深厚、智力超群的民族，天生适应智力竞技活动。目前我国选手在国际象棋项目上，已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桥牌的进步也非常喜人，在去年第一届世界智运会上，女子仅以一分之差惜败而外屈居亚军。如果能在这两项运动的国际大赛中取得更多的好成绩，对于证明中华民族的智力素质并获得世人的尊重，是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的。
中国象棋和围棋的国际化进程肯定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但依然值得我们为之付出和努力。我更看好围棋。因为围棋所具有的深邃、奥妙、无穷的文化内涵，最终必定会折服世人并为全世界主流文化所接受。到目前为止，电脑软件已击败了世界上最好的国际象棋职业选手和中国象棋职业选手，唯有围棋连业余高手的门槛都无法越过。这不能不令人叹服围棋文化的神奇和精妙。
２、路径：纳入中小学教学内容；举办多元化、多级化比赛；推进职业棋赛市场化和棋文化产业化进程。
关于将棋牌纳入中小学素质教育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由于棋牌项目长期以来是归类在体育门类的，教育和文化部门都把它们视为与己无关。这导致了棋牌被长期拒之在学校教育的大门之外。要想将棋牌正式纳入中小学教育内容，必须由中央政府协调教育、文化和体育部门达成一致。广大的社会有识之士和地方各级领导，则应当充分利用各种合适场合进行鼓与呼，尤其是人大代表和政协代表，应适时提出论证充分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提案供决策部门参考。
一旦棋牌纳入中小学素质教育内容，棋牌在社会上的普及程度必然会得到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政府及各单位应鼓励和支持举办更多的高级别的国际、国内大赛，以及各个层面的多级别的业余比赛，包括社区比赛，网络比赛，系统内部比赛等。长期以往，棋牌活动就自然而然地就会发展成为社区老年文化活动和网络游戏及单位内智力竞技比赛的主流。
对于职业选手和职业比赛，只能沿着市场化道路前行。而与此并行不悖的，是政府应鼓励和扶持棋文化的产业化进程。有了政府的主导和支持，随着棋文化的普及与发展，棋牌项目的产业化前景将是非常广阔的。
３、保障：加大财政预算和投入；制定优惠政策；强化传媒宣传和导向。
准确定位棋牌项目的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意味着政府为实现促进棋文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加大这方面的财政预算和专项投入。尤其是应该由财政专项拨款举办定期性的高级别的国际大赛。除了像2008年举办的具有综合性的世界智力运动会以外，还应有三棋一牌的单项大赛。与此同时，政府还应号召各级单位，各企业都应提高关于开展健康文体活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的认识，鼓励各级单位、各企业加大对健康文体活动的投入。
为鼓励社会资源支持棋文化的发展和棋牌项目的产业化进程，政府应制定相关的优惠产业政策和优惠税收政策。如：通过政府文化基金对投资棋牌项目的文化企业提供一定额度的配套资金；对相关产业基建项目减免土地出让金和市政公共配套费；对相关企业，如棋牌会所、棋牌培训学校、棋牌网络游戏公司、棋牌电视频道等，减免营业税和所得税；对企业和个人赞助棋牌比赛和活动，包括设立棋牌项目公益性基金的费用，除了可以全部进入成本外，还可考虑按30-50%的份额抵充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等等。
为保障棋文化的发展，宣传部门应要求传媒加大对棋文化的宣传力度，尤其是对各项大赛的直播。应鼓励开设棋文化专业频道和网站，政府在一定时期内，应对专业频道和网站给予一定额度的补贴。
总之，不仅从智力竞技的体育视角，而且从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视角去审视和定位棋牌项目的文化功能，政府有责任在棋文化发展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发挥主导性作用。我国现代化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日益强盛，必然会对民族文化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同时也为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大繁荣、大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经济基础和物质保证。我们有理由对棋文化发展的美好前景充满期待和信心。
张曙光简介：法学与哲学博士；围棋业余5段；曾任辽宁足球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现任北京中翰海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北京大恒伟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佳木斯恒大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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