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峰会专家文集：在拯救与逍遥之间（陆建德）
——《弈境：围棋与中国文艺精神》序
我和云波是1997年秋认识的，当时我们一同在苏州大学参加一次外国文学研讨会。此前，我曾读过云波发表在《外国文学评论》上的论文，对他的学识很是佩服。那一年，云波才34岁，刚出版了他的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意气风发。会上同事告诉我，这位年轻的湖南学者嗜爱围棋，出差在外也不忘带上棋具。经过《世界文学》编辑部主任李政文先生的撺掇，我和云波摆开了棋局。从此我们结为契（棋）友，每次见面都要手谈一番。
说来惭愧，我的棋龄已近40年。大概是在1966年春节，二哥湄江回杭州建德村探亲时教我下棋。后来沈良斋和任旭园两位老先生先后把他们珍藏的《围棋》月刊和一副相当不错的棋具送给我，进一步激发了我的兴趣。“文革”“停课闹革命”期间，我常去杭州柳浪闻莺公园茶室观棋，运气好的时候能看到张礼源、董文渊等名手对弈。我感到不大习惯的是高手下棋时竟然盘外招用得很多，形势占优了就会盯住对手唱起京剧《沙家浜》中“指导员”的台词来：“这时的心情不难体谅。”公园里的棋手，大都自信好强，经常出言不逊。我不敢在这样的环境下经风雨，于是只能退回建德村，与同伴交手。
我虽然喜欢围棋，但只是把它视为逞能争胜的游戏，可以宣泄不良情绪。好友间偶尔失态，可以得到原谅。与陌生人斗气，是很难为情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读到一篇关于国际象棋的文章，写得非常有趣。这位英国作者说，棋类运动是心理战，其残酷的程度比拳击有过之而无不及；棋手的一招一式都以侵害、制服对手为目的，种种恶毒的办法都想得出来，手段高明者实为“像苏格拉底一般聪明的恶棍”。从9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的围棋刊物爱用一些赞美围棋并把它与修身养性相联系的文字。出于一种自嘲的精神，我向《围棋》月刊推荐那篇英国散文。这是败兴之举，杂志编辑部自然不予理睬。由于对棋既爱又恨，加上天资不足，我的棋艺久不见长。每次对弈，下半盘总是松松垮垮，还要搬出唐寅的诗句做借口：“懒算输赢信手棋。”其实，不长棋就和苏格兰小说家巴里笔下的男孩彼德·潘拒绝长大一样，也很快活。
云波的棋龄，恐怕不及我一半。他学棋晚，进步神速。每次与他对局，我都意识到他的棋力日强。勉强招架之余，我深知自己很快就不是他的对手。对此我倒欣然。苍天有眼，无怨无悔的爱棋人应该得到眷顾。云波曾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有一种为俄罗斯文学所特有的沉重、热狂和悲怆，这个世界对他而言十分遥远，值得敬佩而无法亲近，即使陀氏遥指一个美好的天国，他也会在天国前却步。我想，云波这番话表明，在拯救与逍遥之间，他宁取逍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围棋之间，他选择围棋。他的书房取名“潇湘听弈庐”，这就是明证。跟了魅力无限的“木野狐”上天入地，他也认了。前几年，我听说云波决定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很为他高兴，但当我得知他将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围棋时，我还是略感惊讶。作为我国“围棋博士”第一人，云波已出了《围棋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和《棋行天下》（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两本著作，还编选了围棋文化散文集《天圆地方》（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本书是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改就的，与《围棋与中国文化》一书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云波研究围棋文化，成就斐然。作为比较文学专业的教授，他还在探究19世纪俄国小说中的城市形象。他的才气和精力确实令人钦佩。
读了云波几本关于围棋的著作，我也有些感想。围棋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不是我的关心所在。对阴阳八卦之类的语言，我历来敬而远之。我们如何看待围棋，也许更值得关注。下棋有助于思维，这应该没有疑义。诚如范西屏在《桃花泉棋谱》的序言中所说，“心之为物也，日用则日精。”但是我不相信发明或喜爱黑白世界的民族具有特别的智慧。同时也要看到，日本进入江户时代（1603-1868）后，对围棋的发展和推广贡献最大。打本因坊道策的棋谱就会发现，我国清代国手对围棋的认识，还稍逊一筹。座子制加上布局时的陈陈相因大大局限了中国棋手的想像力。现在韩国执围棋世界牛耳，个中原因是值得我国文化研究界认真检讨的。
指南针可用于看风水，也能用于航海。在不同的文化氛围中，围棋的意义和用途是全然相异的。上世纪80年代，我们把围棋与国运和民族精神联系起来，个别棋手几乎成为中华复兴的象征。这或许说明，我们当时还是有自卑情结，竞技场上每一次胜利，都要做足文章。“弈”本为“小道”，哪里担负得了政治的重任？围棋在那时让人变得太忙太闹，而古人则说“棋令人闲”。中国历史上闲云野鹤式的逸致经常是文人吟咏的对象，但是“闲”错了地方也会贻误大事。在晚清官员中，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名声还算不错。我们在他的《出使英法俄国日记》中发现，这位大清国的外交官精通“琴棋书画”四艺，对围棋尤其痴迷，出任公使后依然在围棋上耗费大量时间，有时一日下棋达五局之多。我有时觉得他体弱多病，智识活力不足。面对一个全新的世界，他显得缺乏应有的兴趣与热情，不去描述，无力描述，于是围棋成了他寻求慰藉的避风港。当时欧美外交官和传教士（如已回英国的威妥玛和还在中国的李提摩太）何等勤奋，他们了解认识异文化的热情以及对文化交流的实际贡献远非围棋爱好者曾纪泽能比。
我们还要看到，在很多民间高手中，围棋是设赌的工具，带来具体好处的手段，古今皆然。本书介绍的《二刻拍案惊奇》中的《小道人一着饶天下女棋童两局注终生》就是一个例子。云波在分析这故事时强调了中国文化“世俗”（他直接用了“俗”字）的一面。与“世俗”的围棋观对立的，是日本小说家川端康成在作品《名人》里所着意刻画的棋道。1945年8月6日，广岛遭原子弹袭击，然而核爆炸居然未能中断桥本宇太郎与岩本薰正在进行中的本因坊决战。这两位九段视荣誉高于一切，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界，他们所表现的或许就是棋道的极致了。我相信，如有必要，两位棋士还会毫不犹豫地以死来达致生命之美，围棋之美。云波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国前却步，棋道也是一种值得敬佩而无法亲近的精神吗？
今秋有望去长沙。我已在想像中做客“潇湘听弈庐”，茶一杯，棋一局。“一枰坐对，万虑俱清。”逍遥的人生观也有可取之处，它比较宽容，颇合人道。然而，要使我们的生活张弛有度，逍遥是不能胜任的。我愿意以此与棋友们共勉。
陆建德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党组书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图片请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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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弈境：围棋与中国文艺精神》序
我和云波是1997年秋认识的，当时我们一同在苏州大学参加一次外国文学研讨会。此前，我曾读过云波发表在《外国文学评论》上的论文，对他的学识很是佩服。那一年，云波才34岁，刚出版了他的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意气风发。会上同事告诉我，这位年轻的湖南学者嗜爱围棋，出差在外也不忘带上棋具。经过《世界文学》编辑部主任李政文先生的撺掇，我和云波摆开了棋局。从此我们结为契（棋）友，每次见面都要手谈一番。
说来惭愧，我的棋龄已近40年。大概是在1966年春节，二哥湄江回杭州建德村探亲时教我下棋。后来沈良斋和任旭园两位老先生先后把他们珍藏的《围棋》月刊和一副相当不错的棋具送给我，进一步激发了我的兴趣。“文革”“停课闹革命”期间，我常去杭州柳浪闻莺公园茶室观棋，运气好的时候能看到张礼源、董文渊等名手对弈。我感到不大习惯的是高手下棋时竟然盘外招用得很多，形势占优了就会盯住对手唱起京剧《沙家浜》中“指导员”的台词来：“这时的心情不难体谅。”公园里的棋手，大都自信好强，经常出言不逊。我不敢在这样的环境下经风雨，于是只能退回建德村，与同伴交手。
我虽然喜欢围棋，但只是把它视为逞能争胜的游戏，可以宣泄不良情绪。好友间偶尔失态，可以得到原谅。与陌生人斗气，是很难为情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读到一篇关于国际象棋的文章，写得非常有趣。这位英国作者说，棋类运动是心理战，其残酷的程度比拳击有过之而无不及；棋手的一招一式都以侵害、制服对手为目的，种种恶毒的办法都想得出来，手段高明者实为“像苏格拉底一般聪明的恶棍”。从9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的围棋刊物爱用一些赞美围棋并把它与修身养性相联系的文字。出于一种自嘲的精神，我向《围棋》月刊推荐那篇英国散文。这是败兴之举，杂志编辑部自然不予理睬。由于对棋既爱又恨，加上天资不足，我的棋艺久不见长。每次对弈，下半盘总是松松垮垮，还要搬出唐寅的诗句做借口：“懒算输赢信手棋。”其实，不长棋就和苏格兰小说家巴里笔下的男孩彼德·潘拒绝长大一样，也很快活。
云波的棋龄，恐怕不及我一半。他学棋晚，进步神速。每次与他对局，我都意识到他的棋力日强。勉强招架之余，我深知自己很快就不是他的对手。对此我倒欣然。苍天有眼，无怨无悔的爱棋人应该得到眷顾。云波曾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有一种为俄罗斯文学所特有的沉重、热狂和悲怆，这个世界对他而言十分遥远，值得敬佩而无法亲近，即使陀氏遥指一个美好的天国，他也会在天国前却步。我想，云波这番话表明，在拯救与逍遥之间，他宁取逍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围棋之间，他选择围棋。他的书房取名“潇湘听弈庐”，这就是明证。跟了魅力无限的“木野狐”上天入地，他也认了。前几年，我听说云波决定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很为他高兴，但当我得知他将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围棋时，我还是略感惊讶。作为我国“围棋博士”第一人，云波已出了《围棋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和《棋行天下》（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两本著作，还编选了围棋文化散文集《天圆地方》（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本书是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改就的，与《围棋与中国文化》一书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云波研究围棋文化，成就斐然。作为比较文学专业的教授，他还在探究19世纪俄国小说中的城市形象。他的才气和精力确实令人钦佩。
读了云波几本关于围棋的著作，我也有些感想。围棋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不是我的关心所在。对阴阳八卦之类的语言，我历来敬而远之。我们如何看待围棋，也许更值得关注。下棋有助于思维，这应该没有疑义。诚如范西屏在《桃花泉棋谱》的序言中所说，“心之为物也，日用则日精。”但是我不相信发明或喜爱黑白世界的民族具有特别的智慧。同时也要看到，日本进入江户时代（1603-1868）后，对围棋的发展和推广贡献最大。打本因坊道策的棋谱就会发现，我国清代国手对围棋的认识，还稍逊一筹。座子制加上布局时的陈陈相因大大局限了中国棋手的想像力。现在韩国执围棋世界牛耳，个中原因是值得我国文化研究界认真检讨的。
指南针可用于看风水，也能用于航海。在不同的文化氛围中，围棋的意义和用途是全然相异的。上世纪80年代，我们把围棋与国运和民族精神联系起来，个别棋手几乎成为中华复兴的象征。这或许说明，我们当时还是有自卑情结，竞技场上每一次胜利，都要做足文章。“弈”本为“小道”，哪里担负得了政治的重任？围棋在那时让人变得太忙太闹，而古人则说“棋令人闲”。中国历史上闲云野鹤式的逸致经常是文人吟咏的对象，但是“闲”错了地方也会贻误大事。在晚清官员中，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名声还算不错。我们在他的《出使英法俄国日记》中发现，这位大清国的外交官精通“琴棋书画”四艺，对围棋尤其痴迷，出任公使后依然在围棋上耗费大量时间，有时一日下棋达五局之多。我有时觉得他体弱多病，智识活力不足。面对一个全新的世界，他显得缺乏应有的兴趣与热情，不去描述，无力描述，于是围棋成了他寻求慰藉的避风港。当时欧美外交官和传教士（如已回英国的威妥玛和还在中国的李提摩太）何等勤奋，他们了解认识异文化的热情以及对文化交流的实际贡献远非围棋爱好者曾纪泽能比。
我们还要看到，在很多民间高手中，围棋是设赌的工具，带来具体好处的手段，古今皆然。本书介绍的《二刻拍案惊奇》中的《小道人一着饶天下女棋童两局注终生》就是一个例子。云波在分析这故事时强调了中国文化“世俗”（他直接用了“俗”字）的一面。与“世俗”的围棋观对立的，是日本小说家川端康成在作品《名人》里所着意刻画的棋道。1945年8月6日，广岛遭原子弹袭击，然而核爆炸居然未能中断桥本宇太郎与岩本薰正在进行中的本因坊决战。这两位九段视荣誉高于一切，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界，他们所表现的或许就是棋道的极致了。我相信，如有必要，两位棋士还会毫不犹豫地以死来达致生命之美，围棋之美。云波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国前却步，棋道也是一种值得敬佩而无法亲近的精神吗？
今秋有望去长沙。我已在想像中做客“潇湘听弈庐”，茶一杯，棋一局。“一枰坐对，万虑俱清。”逍遥的人生观也有可取之处，它比较宽容，颇合人道。然而，要使我们的生活张弛有度，逍遥是不能胜任的。我愿意以此与棋友们共勉。
陆建德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党组书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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