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国1974谁触动了棋艺复苏之弦？

源： 劳动午报


　　十年“文革，”对于中国名胜古迹、文物古董特别是传统文化来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劫难。“文革”中有一个喊得很凶的口号，叫“破四旧”。所谓“四旧”，指的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这个包罗万象的“旧”的大箩筐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其中棋类活动也难逃厄运：棋队被解散，棋手被下放到工厂，包括象棋、围棋和国际象棋在内的所有棋种被扣上了“封、资、修”帽子打入了冷宫，街头巷尾、厂矿学校再难看到纹枰对弈、捉对厮杀的场景了……



　　然而，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大地棋艺的坚冰开始融化，从专业队下放到工厂、学校的陈祖德、王汝南、华以刚、吴玉林，棋艺超群但身为工人的谭炎午、臧如意、傅光明，对棋执着但还在农村插队的何连生、柳大华们看到了棋艺复苏的希望，高瞻远瞩的他们在别人忙于帮派争斗、打打杀杀的时候精钻棋艺，加紧“磨刀”，或力保前朝成果，或着眼于未来，努力打拼新天地……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中国大地到底发生了什么于棋有利的事情？



　　不久前，记者一次向棋界元老董齐亮老人请教时，董老欣然为记者讲起“文革”期间棋艺复苏的一些情况……文革前的棋类活动奠定了他在棋界的地位



　　记者认为，董齐亮董老在1974年中国棋艺复苏中起到了别人所不能替代的推动作用，所以这里应该介绍一下他的职位和他在棋界的地位。



　　董老今年78岁，十年前从中国最高智囊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信息研究部部长（正局级，同时还兼任工会主席）岗位上退居二线，之后，又受聘于上海某机构，4年后卸职回京。董老当年有“四高”之誉。“四高”者，一曰“棋高”，二曰“牌高”（桥牌高手），三曰学术级别高（教授级研究员），四曰行政职务高（正局）。他的职位使他后来有了和中央高层接触的机会。



　　董老说，1954年，他刚从上海调到北京，就接到张雄飞的电话，约他到劳动人民文化宫表演象棋。张雄飞，1913生，安徽芜湖人，是著名象棋活动家、理论家，一生致力于象棋古谱的搜集和研究，对《竹香斋象戏谱》研究尤深，曾就该谱中有争议的十六局写成《竹香商兑》，于1947年始陆续发表于上海《联合日报》、《现代象棋谱》等报刊。



　　那天，按棋艺组组长张雄飞的安排，董齐亮与北京名将杨长生对阵，董老笑称“侥幸”获胜。从那时起，工作之余，他经常与张雄飞等人一起在文化宫棋艺组活动，为北京的象棋发展勤恳工作。北京市少年宫1956年开办象棋班，张雄飞教了一年因故离开，离开之前推荐董老任教。董老在少年宫教了十年棋，直到“文革”开始，少年宫停课。十年间，董老教出了许多学生，有些学生至今与他保持着联系。



　　董老说，张雄飞是国民党的老党员，解放前是南京市的邮电局局长，1950年后在北京邮电部门工作，张雄飞拥护中国共产党，会六七种外语，古文功底深厚，对象棋非常热爱，他爱下棋，但漏洞太多，与人下棋，走错了又不肯悔棋，所以一盘棋很快就走完了，就没的下了。张雄飞的名望不在下棋上，而是在象棋理论和社会活动上，在这两个方面很有建树，1958年调至国家体委，曾多次主持筹办全国性象棋比赛，在棋类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张雄飞对劳动人民文化宫非常有感情，他向有关方面建议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棋类比赛（1959年）和第五届全国棋类锦标赛（1960年）在文化宫举办，被采纳并举办之后，奠定了文化宫在北京乃至全国棋界的地位。董老说，张雄飞一直参与、领导文化宫的棋艺活动，直至1962年因脑血管疾病去世。



　　董老1957年获得过北京市象棋冠军，后曾多次代表北京参加全国团体赛和个人赛；1960年，“旷世棋王”胡荣华获得他首个全国个人冠军，正呈上升势头，但在团体赛中却被董齐亮击败，后来，胡荣华有一次向外宾介绍董老时说：“在全国比赛中，董先生是惟一赢过我棋的人。”董老的棋力可想而知。



　　下棋为董老赢得的是棋名的一半，他棋名的另一半来自他的裁判经历。



　　董老是中国四大特级国际裁判员之一。据《中国象棋年鉴》1990年版记载：另三位是陈松顺、刘国斌和季本涵。



　　董老参与象棋裁判工作，可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当时，国家体委准备纳入棋类项目，但要有人做比赛程序、比赛规则等前期的筹备工作，这些人既要有文化，又得是内行，这样，董老与五六十年代的著名象棋理论家张雄飞等被抽调出来搞《象棋竞赛规则》。由于象棋人口众多，分布广泛，特别是南方与北方存在较大差异，如“打几还几”、“长将”、“长捉”、“长拦”等，为避免比赛时出现矛盾、争执，他们多次听取北方棋手的意见，尽可能地缩小分歧，经过紧张劳动，新中国首个《象棋竞赛规则》出台并在首届全国象棋大赛上应用。从首届全运会象棋比赛担任副裁判长（裁判长为谢侠逊）起，董齐亮在“文革”前、“文革”后多次担任全国象棋赛的裁判长。他熟悉棋规，执法公正，有权威，有威信，多次化解桌上纠纷。



　　正是由于董老德高望重，与文化宫有渊源，这是他后来推动中国棋艺复苏的资本。（未完待续）

中国1974谁触动了棋艺复苏之弦？(續)




劳动人民文化宫曾是首都棋艺活动的摇篮


　　天安门旁的太庙，建成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祖的宗庙，占地14万平方米，是紫禁城重要的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经周恩来总理提议，政务院批准，太庙被开辟为“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毛泽东主席亲笔书写了匾额，从此，这里就成了首都职工的学校和乐园，培养了许多各行各业的专家和骨干，而从1953年开始，这里更成为北京主要的棋类活动场所之一，时间持续了12年之久，直至“文革”开始……

　　据《北京志》记载，董齐亮与张雄飞、张德魁、侯玉山、谢小然、杨长生、徐家亮、刘文哲、宋景岱（以上为象棋）、过惕生、金亚贤、崔云趾、张福四（以上为围棋）等人都是文化宫棋类活动的骨干，经常参加活动的有三四十人，从1953年到1965年，共开展棋艺活动1487次，参加者391172人次，造就了一批出色棋手，引起国家领导人陈毅、贺龙的关注。1960年6月28日，陈毅和贺龙在北京饭店接见中日棋手，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一位副主任率领棋艺组参加，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誉。

　　劳动人民文化宫棋艺组的活动经过报道，引起外地一些棋类组织的注意，他们邀请棋艺组到他们那里比赛、交流，文化宫象棋手组队到天津、唐山、石家庄、沈阳、哈尔滨等地出访，由于他们棋艺一流（战胜过沈阳一流棋手、后来成为象棋大师的孟立国），又注重棋风，所以所到之处备受欢迎，让外省同行了解了首都职工的精神风貌，产生了广泛影响。

　　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棋类活动在北京市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据记载，在1960年的全国棋类锦标赛参赛棋手中，北京代表团的7人里有5人是文化宫棋艺组组员；在1962年北京市体委主办的中国象棋等级赛中有412名棋手参加，而这412名棋手中有275名是文化宫棋艺组组员，占66.7%；在这次比赛中获得特级棋手级别的48人中，有32人是文化宫棋艺组组员，占66%，在8名甲级棋手中，有5人是文化宫棋艺组组员，占66.2%，从这组数字中，人们可以看出劳动人民文化宫棋类活动在五六十年代的火爆与辉煌。

　　然而，1966年，“文革”开始后，劳动人民文化宫包括棋类在内的一切文体活动全部停止，只有8个“样板戏”响彻在红墙内外，作为国粹的围棋、象棋一夜之间消失得干干净净，无寻觅处。

　　中国棋艺复苏从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始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的棋艺复苏是从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始的。

　　从1968年开始，“五?七干校”席卷中国。1970年，在纺织工业部供职的董老与许多老干部一起被下放到干校劳动。董老所在干校在湖北宜昌，条件虽然比较艰苦，但环境相对比较宽松。董老有许多爱好，唱京戏、打乒乓球，打桥牌，但最让他放不下的还是象棋。当时，象棋、围棋、国际象棋被认为是“四旧”，是““封、资、修”的产物，是地主老财、资产阶级的玩物，在公开场合没人敢触动它们。董老认为棋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前人留下的优秀文化遗产，不但不应该划归在“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之列，反而应该加以提倡，使其发挥利于人类思维、丰富社会生活的作用。

　　基于这样的想法，1972年，董老工作之余，找到了当时能找到的与棋有关的书籍与资料，从中摘抄出了马克思、列宁等人下棋的故事及其对棋的论述，和当时的中央领导特别是周恩来、董必武是怎样下棋的，解放区举行过怎样的象棋比赛，谁是冠军，谁是亚军，谁的影响大，谁的棋力好，等等，他把这些东西整理成文字资料，油印成文，编辑成册，分发给周围的“革命同志”、有关单位。这本册子的特点是利用“利用革命领袖为棋艺翻案”，棋几乎成为无产阶级“枪杆子”、“笔杆子”之外的第三种武器。

　　这本领袖与棋的册子问世之后马上有了回音，一个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文化宫的负责人找上门来，说这本册子非常好，他们可以印刷、出版它。在董老的帮助下，小册子很快就印刷成书，印了1000余本，他们送给了董老一些。这个版本比较正规，董老说：“早些年我手上有好几本，这个版本现在还应该找得到。”

　　另一个回音来自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文化宫的一位副主任接到董老寄来的册子之后，拿给“军代表”看，他们看有那么多“红色人物”喜爱棋，就统一了认识，认为棋不是“四旧”，是可以下的，是可以进行表演的。那位副主任从“军代表”处领了任务，给董老写信，请董老给“上面”写一个报告，要求恢复文化宫的棋艺活动。董老回信说，因为文化宫要恢复棋艺活动，所以这个报告得你们写，我可以支持你们。于是，文化宫就打了一个非常革命化的请求棋艺活动的报告，送上去之后，报告很快被批准。

　　当时据传，周恩来总理对恢复棋类活动作有具体指示，这些“指示”在棋迷中迅速传播，使总理的“亲民”形象进一步强化，记者揣测1976年周恩来总理去世时，顶寒风去天安门吊唁的万千民众中必有为数不少的棋迷。

　　从1972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上下还在大搞“阶级斗争”、处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在首都北京，在紧挨着被誉为“祖国心脏”天安门的旁边，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红墙之内，在森森宫殿外，在参天古松下，来自北京各处的已经经历了一场特大劫难的下棋人再次聚集，重拾扔了六七年的棋艺。何连生，这位曾任云南象棋队教练的象棋大师对记者说，1973年时，他已在云南西双版纳插队数年，西双版纳经济落后，消息闭塞，那年是他人生最艰难的时候，这时他接到北京棋友的来信，告诉他北京已经恢复棋类活动，不久还要搞全国赛。何连生备受鼓舞，从此换个人儿一般，重拾旧艺，四下练棋，以至后来以棋扬名，吃上了棋饭。此番棋艺复苏，相信受益者不止何连生一人。

　　棋界元老刘国斌讲述1973年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一次棋赛时说：“文化宫劳动剧场能容5000人，那次比赛下棋的、看棋的把剧场挤得满满的，另外还有5000多人聚在剧场外，等剧场里面的消息，议论里面的比赛……”

　　197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游园活动中，破天荒地举办了象棋表演赛，由著名棋艺家徐家亮担当裁判，由北京著名棋手臧如意对傅光明，挂大棋盘公开表演，有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到场观看。反映这一场景的电影纪录片在全国放映之后，引起强烈反响，对于全国棋迷、棋艺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信号，表明中央已经允许棋艺活动公开登台亮相了！于是，上海、广州、武汉、成都等地相继举办棋赛，许多地方招回旧将，重建棋队，大张旗鼓地开展棋艺活动。

　　1974年夏天，自“文革”以来停顿了7年的全国棋类比赛在四川成都举行，比赛历时一个月，在全国产生了深刻影响，标志着棋类活动正式登上了全国大舞台。

　　谈及这段往事，董老说：“我编写的那本册子（在1974年棋艺复苏中）起了一些作用，做了一点儿力所能及的工作……”当时的中国，活跃在文体领域的只有8个样板戏，人民精神生活的单一化已经到了极点，急需其它文体种类、形式来滋润、调节，棋类此时被推上前台可谓应运而来，大概基于此，董老随后说：“这里面不是我个人的作用问题，而是时代需要的问题。”

　　时光荏苒，世事沧桑，十年“文革”已经成为遥远的往事，如今的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已是子敛枰收，棋踪难觅，但她的历史作用永远烨烨生辉，特别是在百业凋敝、百姓无聊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率先倡弈兴棋，其历史地位与其地理位置一样突出、耀眼，永难磨灭。

　　那时那里是棋迷的劳动人民文化宫，是董老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全文完）

　　午报记者 张 展 文/摄

　　图片说明：上世纪五十年代，有象棋“总司令”之誉的谢侠逊老先生指着两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说，你们两个棋艺高，棋品好，就叫“北京二亮”吧！从那时起，“北京二亮”――董齐亮、徐家亮就成了北京棋坛的一个品牌，成了北京棋坛的长青树，在北京乃至全国都成了有影响的人物。如今，“北京二亮”已经年逾古稀，但棋心不减当年，仍然为北京棋类运动尽力工作。不久前，记者在一次活动中遇见二位老人，闲暇时，记者提议他们对弈一局，二老举子“较”起劲来，记者于是拍下了上边这张图片。图片左为董老，右为徐老，中间观棋者为京城老棋手王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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