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象棋是井田时代兵书
李开轩
中国象棋是中国人十分喜爱的游戏，然而，关于它的起源却争论很大，有人说它起于印度，有人说它产生于中国。目前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听说还由此兴起了象棋学新学科。根据记载，象棋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已经很流行，早于印度好几个世纪。所以大多数人认为它可能起源于商周，是中国古车战的缩影。然而怎样才能证实这个推测呢？我因好奇，就将井田与中国象棋（古车战）联系在一起，设想棋盘就是当时耕地。没有想到，这样竟引出当时是点种方式，更奇怪的是：推测出的中国古战车战术竟然与中国象棋规则完全一致，并且还可解释许多重大历史难题。是必然？还是偶然？是正确？还是错误？因为没有文献支持，我把握不定，写出来请大家一起讨论。
一、井、井田与耕
说起古战车，不能不提中国的井田，因为象棋正好诞生在这一时期。然而，我们对井田制的认识主要来源于孟子的设想，也就是常说的井字形土地分配制度。我不是专家，也不是学者，不敢反对，也不想赞同。不过，按照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任何重大的社会变革背后必须有重大技术变革支持。周朝结束了中国奴隶制社会，是一次伟大的社会革命，难道它就不需要重大技术变革支持？当然，有人会说周实行了井田制，奴隶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拥护它，支持它，才打败了商，结束了奴隶制度。这回答似乎很严密，但却忽视了两个问题，一是，它以政治措施取代了技术进步，无法说明井田怎样推动了社会。二是，它无法回答为什么只有周的奴隶主（？）会发善心。出于好奇，我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工作怎样开始呢？我不懂考古，也没条件考古，所以将目光对准了井和耕，希望从这两个字的形成原理上找出蛛丝马迹。这两个字，一个代表实物井，其字形与实物毫无象形的成分，更多的是会意。另一个则由耒字与井字合并而成，它可以解释为，一、有井才能耕。二、所谓耕，就是用耒在地上制造井字形图形。那么，是那种可能呢？还是两者都有？我们知道，对人来说，井是一个可怕的东西，所以古代敬（惊）、敬（敬畏）不分，我不知道，以前是否曾用敬代替井，但人们将它称作井，恐怕也有敬畏的意思。人们之所以离不开它，就是要它的水。从上知，井字不是象形字，但它又以鲜明的图形出现，好象又有象形意思。那么，它象的谁的形？又会的是谁家的意？既然井与耕很密切，那么，它们之间又有什么联系？由于手孟子的影响，今天，人们大都认为井字的笔画代表着水渠，楞坎、道路一类东西，它们之所以交叉是为了保证字型紧凑。对此，我不敢苟同，但我想，农奴每年都要耕几次（到今天仍有初耕、中耕之说），难道每次都要用耒动这些大家伙吗？显见不能。难道是古人在告诉我们：耕，就是用耒在造井字图形？如果是这样，就可得到一个奇怪的推测，即：那时耕作需要水。没有水，就不能耕。顺着这条令今人无法理解的思路，我还真找到了一条当时人们耕种需要水的理由。那就是：当时的农具很简陋，人们手中的耒耜根本无法撼动干硬的土块和生地，所以实用的方法就是先用水润土，然后耕作。其实这种耕作方式也得到了其他文明古国的印证，那就是，在埃及，人们只在尼罗河泛滥后才耕种。而中国的干黄土要比那儿硬得多，我小时候，曾打过疙瘩（用大木槌粉碎土块），领教过这种坚硬，用坚如石来形容某些土块并不过分。耒耜碰到它，只有损坏的份。所以，在无雨的情况下，人们就先用耒在地上挑出许多横竖交叉的小沟，然后引井水灌入交叉点上的种植坑中，待土软，再耕作。这恐怕就是井与耕、以及井田的来历。这样解释还能使井田、中国象棋与中国古战车得到统一，演绎出一部艰辛的，波澜壮阔的中国古代史。不过，这要从中国的自然条件谈起。
中国坐落在欧亚大陆东南，面临浩瀚的太平洋。强大的西风沙尘暴为这块土地送来了黄土，而黄河又将它们运到东部，铺成了中国东部平原。这里夏季高温多雨，十分有利于作物生长，而秋季又干燥凉爽，十分有利于作物成熟。上帝给了中国人好条件，除了沙漠、石山、水面，几乎没有不能耕种的土地。然而，上帝也是公平的，他在给中国人好处的同时，也给中国人出了难题。那就是季风雨来临时间根本无法与准确的尼罗河泛滥时间相比，经常到了该播种时，却没有雨，或者很少，不能耕作，这就是中国人熟悉不过的旱灾。虽然今天技术进步已使危害程度大大降低，但其仍然左右着农民。不难想象，在那个使用耒（木叉）、耜（由牛羊肩胛骨制成）耕作的年代，没有雨，人们就拿坚硬的黄土没法，即使强行下种，种子也会因为缺墒而不会发芽，所以大旱就意味着绝收，意味着死亡。为此，中国人伤尽了脑筋，最后人们选择了打井抗旱，解决下种难题。所以，那时灌溉的目的首先就是润土，保证能用耒耜耕作，其次才是中耕，浇灌禾苗。然而，在那个广种薄收的时代，耕种面积必须足够大（一般，一家在几十亩至百亩之间）才能养活一家人。否则就是饥饿、死亡。那么怎样用最少的井水，保证这样大的耕作面积呢？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也许有人会推荐使用今天的漫灌耕作模式，在今天，它也许很好，但在那个耒耜（累死）时代，没有电，也没有机械，甚至连辘轳也可能没有，如此，人们就只得直接用桶从井中提水。其危险和劳动强度都很大，如果漫灌，一人一天最多只能浇半亩。更可惜的是，那时用耒耜，恐怕只能点种，需要湿润很小的地面，但漫灌将绝大部分水都浪费了。那么，怎样才能节省呢？我以为，最好的方式应是：由小水沟和点种坑组成的、能自流灌溉的井田。这样，小水沟（后面会指出它跨越路）渗漏少，绝大部分水会被坑吸收。如此，仅坑内土壤被软化，有利于操作种植，而水也不会漫出，有利于保墒，保肥。省力，省时，能浇更多的地。
尽管这推测未必最佳。但我肯定，那时的农民绝不会采用漫灌，更不会一耒挨一耜的将各处地面都翻过，点种是他们的唯一选择。当然，点种会使土地利用效率下降，在两排点种坑之间会留下较宽的行间空地，但这种“浪费”却是那个需要蹲下操作和经常行走的时代必须的。根据操作和行走要求，合理的行宽大致在40-60厘米之间。如此，地中的行（HANG）就意味着路，意味着行（XING），传到今天，虽然田地里早已没有了那种可以让人们行（XING）走的行（HANG），人们也忘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但仍留下了二者同字的遗迹。在以后操作中，这些点种坑的位置将长期不变动。这就是说，当时中国除了大路外，可供人们行走的还有田地中的行（HANG）。由于耕作和踩踏，小水沟很容易损坏，所以需要经常更（耕）。此时的耕，就是用耒（或耒耜）将损坏的小沟重新清理好，与我们今天犁地，在概念上，方式上，都不同。当然，未必每个点种坑四面都要有小沟，但人们只要看到点种坑之间有小沟，就会联想到井。所以后来，人们就干脆用这种小沟图形代替难以形象的井。我推测，井与耕，这两个字应该是后来一起出现的，早期甲骨文中的井字应该与此字不同，至于阡陌、沟洫之类很可能是地界标志，与井田技术没有关系。
井田可能出现很早，在商时的中原已经很普及，所以那里奴隶主应该有强大的势力。而周在关中平原中西部，那里土地肥沃，少水灾，但地下水位高，下层黄土又相对松软，所以打井容易。再者，关中当年农牧杂居，农业生产落后，奴隶主势力相对薄弱，随着井田普及，对农业技术奴隶的需求增加，技术好的奴隶经常“跳槽”，这迫使许多新兴的农业经营者不得不给予奴隶一部分土地，以吸引人才，这可能就是井田制首先能在这里出现的原因。在这样的技术和政治条件下，周的农业迅猛发展，最后灭商，建立封建国家。
用今天的技术标准衡量，点种实在落后，但在那时，它却是一项巨大的技术进步。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将旱地农业从干旱的魔爪下解放出来，使它成为一行基本可控制的产业。不言而喻，这是革命性的技术变更。它引发了：
一、这种耕种方式需要大量较高技术水平的劳力，技术好的奴隶就受欢迎，推动了农业技术和政治发展，这就是著名的井田制。昔日的奴隶也就有了农奴这个新职称，社会进步，得到平民和奴隶的拥护，奴隶制的商朝灭亡，中国进入封建社会。随着时间推移，点种坑直径会越来越大，行间生地越来越窄。这时人们就开始用犁，首先犁出纵横小沟，然后再用耒来修整，所以还是耕。再后来，有的地方行间生地已经消失，而犁，此时也基本成熟，耕的更深，保墒能力加强，于是人们就干脆扬弃井字形耕作，一犁挨一犁进行密耕，密植，这就引发了旱地农业第二次革命。无须讳言，艰苦的井田耕作，使中国古人更加聪明，旱地农业技术更成熟，中国铁犁就是代表，它几乎什么样的土地都能耕。所以，中国农业的进步不但使中国飞跃，而且还使世界脱离了河谷农业的约束，为人类扩大农耕范围准备了工具和技术。这就是中国农业成熟虽然晚，但是一旦出现，就使世界震惊的原因。
二、中国铁犁走向世界，使旱地农业迅速扩展，导致世界急剧变化。自从成吉思汗的西征后，欧洲，乃至世界，迅速崛起，科学发展成为主流。
三、中国普及井田，极大的推动了中国的打井技术，使中国后来成为世界上唯一具有深井的国家。为现代深井钻探和石油工业立了头功。
中国铁犁出现，它使大片土地松软，保墒能力更强，引起了主要农作物变更，如低产的主根类植物（如稷）让位于高产的须根作物（如麦子），单位面积产量大幅度提高，新耕地也不断增多，中国社会迅猛进步。我们从战争的规模就能看出这种进步，战国末期，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行进大半个中国，没有强大的工农业是绝对不能的。然而，由于这种技术转变主要发生在西周末期，原本对耕作记载就很少，再加上后来犬戎洗劫镐京，就连先前的记年表都已损失，更何况此种记载耕作的文献乎？所以最多留下传说，但时间久了，就走了样，丢了点种，忘了耒，也混淆了井田与井田制，致使古战车与象棋都成了谜。
其实能证明曾点种的证据还有，灌溉的灌，本身就有向瓶里、坑里倾倒液体的意思，没有坑，哪有灌？然而，证据仍然很少。
二、中国象棋规则与中国古车战战术完全一致
技术决定了战术和战争结构。在点种时代，规则分布的坑洼制约了骑兵，奠定了步兵加古战车的集群作战基础，其中马拉战车的作用就是指挥、掩护车下步兵，所以它必须与步兵同步，不能太快。而负责保护战车的步兵则必须顶住，绝对不能后退，否则，将危及战车，导致它无法“进退中绳（就是车轮和拉车的马都必须行进在井字形中央的连线上）”，甚至失败。无须讳言，种植行间的生地是中国古战车的存在基础。所以，在中国象棋中，所有棋子都必须落在棋盘网格线的交叉点上，与上述分析呼应，这也是中国象棋与其他棋类的根本区别。再者，中国象棋中的兵每次只能走一格，在没有过河（进入交战）前，不但不能后退，而且不能左右移动，这也与战车在攻击前，步兵必须严格保持阵形一致。而马（骑兵）则完全失去了在草原上的威风，一步只能跳一个日字，那怕前方只有一个步兵，它也不敢对抗，只能绕行，与它必须处处提防马失前蹄、只能偷袭的实战状态完全一致。兵书《六韬》，在它的“犬韬”的“均兵”一节中，这样评价战车与骑兵：“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阵，要强敌，遮走北也；骑者，军之伺侯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故车骑不敌战，则一骑不能当步卒一人。”翻成白话就是，战车就象军队的翅膀，它决定着部队是前进还是后退，它的任务就是：攻击敌阵，消灭敌人，掩护步兵撤退。是主力。而骑兵则不过是奇兵，它的作用仅限于跟踪敌人，断敌粮道，消灭零星流寇。所以，骑兵若不与战车配合，一个骑兵还不如一个步兵。而我听说，中国在早压根就没有骑兵。尽管这种论述只见于《六韬》，但却与点种地形分析完全一致，我以为正确。对照象棋，我认为，棋盘中的方格就是点种坑，所有象棋规则均与点种情况下的古车战战术完全呼应。
类似记载为何没有见于其他兵书？我以为，这是由于其它兵书均太晚。我估计，《六韬》很可能是西周末期至春秋初期人所作，可能又被人修改。否则，绝不会有“一骑不能当步卒一人”之说。当然，也不能排除有姜太公遗书残片。
当然，有人会说象棋是古人想象出来的玩具，我以为不可能。因为如果它不是来自实战，在几千年之前，谁又能、谁又敢，发明这种违反基本常识（马车比骑兵快）、专门抑制骑兵、扰乱军事活动的游戏？哪个又敢接受？再说，它又怎会与点种特征完全吻合？所以除了来自实战外，不可能有其他解释。我猜想，棋盘可能就来自将军们指挥作战的沙盘，后来流入民间，就变成了象棋。可以说，中国象棋是人类最早，最普及的“兵书”。
象棋被修改过多次，有记载的如：在汉朝，人们说韩信发明了象棋。接着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象经》。可能在南宋，象棋由汉时的28颗棋子成了现在的32颗。也许由于对当时宰相权力的崇拜，也许是没有弄明白象棋中的象代表着王，又将一方象改成了相。但象棋总不能没有象呀！这才放过了另一对。受此思潮影响，又有人将一方的车加了人字旁。
中国象棋的派生物——国际象棋。也基本沿袭了中国象棋车、马、炮（抛）、兵的基本规则，但也引入了西方色彩，如占方格（土地），使皇后具有象的走法，等于将皇帝的权力交给了皇后。但是主体思想未变。我认为，他们不是不想大改，而是无法改。
中国象棋是中国古车战的真实写照。唯一使人们难以理解的是后来车、马、兵的抽象，在开战前，它们保持了基本队形，但开战后，车就摔掉步兵，横冲直闯，一步贯穿棋盘，彻底破坏了步兵与战车的集群关系。实际并不是如此，在从前，每辆战车都配有80-100名步卒，他们组成一个步兵集群。有些战车群还配有冲车开道，其势不可阻挡。所以，车可以一步贯穿整个棋盘。但在接战后，环境改变，随战车的步兵，除了不能后退危及战车外，必须可以左右搏击，这与象棋中过河卒子一致。但为什么，在现在象棋中，车兵会分离，我们已无法知道。我猜想，这很可能与韩信升华“舞象棋”有关，因为在那时，虽仍沿用车战，但战法已经改变，开战后，战车已无中绳可言，步兵往往为敌冲散。所以韩信在不破坏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去掉了战车必须固定步卒保护的“错误”，让车兵分离。
造成人们联想困难的原因还有，一、中国象棋太古老，再加上传说中断，今昔差异又很大，所以人们难以理解。比如，象棋中的象，原本是天子出巡时的依仗、代步，但由于井田制的推广，到了春秋，象已绝迹。即使秦始皇知道，皇帝出巡应该乘象，以象征自己是上天之子，然而，无奈中国已无象，因此只好取消这个天象表演了。当然，也就无法给后人留下伟大慈祥的印象了。到了今天，甚至连计算机也只认得大象，不认好象了。难怪，有些中国年轻人要把中国象棋中的象当成印度的象兵了。二、后人的修正，他们将象改成相，扰乱了象棋的王——诸侯礼制布局，毁坏了中国象棋的正名。三、文学家将古车战戏剧化，让两军元帅将军单车独斗，篡改了古车战的实质，切断了象棋与实战的联系。四、权威解释给中国象棋增加了许多迷信色彩，将研究引入歧途，增加了考证难度。值得庆幸的是，中国象棋实在严谨，所以多次修改都无法伤害它的根本。
从古战车结构上分析，更能断定这种推测，我们知道，古战车是单辕双马。许多人认为这是当时技术尚未发展到双辕的程度。其实，古人之所以用这既难作，又很脆弱的单辕，根本原因是古战车不能用双辕。因为战车不但要在自己的国家，而且要在敌国的土地上作战。不能“进退中绳，左右旋中规”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那样，战车就会一边低，一边高，如果车是双辕，倾斜就会使辕马受到扭转，长时间下来，轻则，会使辕马疲劳，重则，会使辕马损伤，所以古战车不但不能使用双辕，而且还需单辕前端连接的横木能够转动。同时单辕才能使用双马，以能保证战车有足够的牵引力。所以，古战车不能用双辕车。
由于各个时期农业技术水平不同，因此行距不同，车轨宽度也不同。如在西周宝鸡，车轴长160厘米，由图推算，车轨宽度大约为135厘米，通常，马与车轮都应行进在两排作物间的硬地上，也就是说车轨宽度应该是行宽的奇数倍，一般是3倍。那么，它对应的行宽则为45厘米，已是下限。与宣王“不修籍”呼应。到秦时，车同轨，规定：车宽为6尺（周秦一尺约23厘米，6尺合138厘米），若去掉毂、箍、辖、等附件宽度，其轨宽应不到118厘米，若仍以前算，其行宽将小于39厘米，已非井田。至于那时耕作具体什么样式、怎样影响战车，目前还无法说清。但估计此时全国各地差异很大，所以，秦始皇颁布了“车同轨”令，这样，不但便于征伐，而且等于推广了秦的先进农业技术。
三、中国古战车体系保证了中国文明独立
我不敢肯定猜测完全正确，但可以肯定，点种是各文明古国无法超越的阶段，所以他们都应该有古战车史。其效能具体取决于：一、这种不平的深浅和牢固程度。二、耕地面积大小。简言之，就是取决于它对骑兵的危害程度。然而，由于各国自然地理不同，土质和耕作技术不同，因此古战车所起的作用也大不相同。
埃及、巴比仑、印度（主要是今天的巴基斯坦部分）都是热带沙漠气候。那里夏季炎热，河水（融化的雪水）准时泛滥为他们润土，他们只要及时耕种，就会有收获，基本不需要井田，当然也不会有井田制度。由于这些河水来自山区，它不但带来上游大量腐殖质，肥了那里土地。而且还有细纱，所以这里土质相对松软。这种优势，使他们很快度过耒耜阶段，进入犁耕时代。这种优势使他们经济发展顺利，但也极大的降低了他们点种坑的牢固程度，因此他们的古战车体系效能低下，维持的时间很短，常常被游牧骑兵打败，多次被灭国，象形文字被废除，文明中断。
相比之下，中国的土壤主要成分是黄土。天干硬如石，雨天如同抹了油，所以，中国的点种坑不但内外硬度相差很大，而且永久光滑。再加上，中国到处能种庄稼，因此全国几乎都布满了这种坑。周边的游牧民族不要说入主中原，就是进犯都难。更为有利的还是：中国大陆基本与其他文明古国隔绝，这里是季风雨气候，只要有雨有土，就有农业，形成了另一种体系。这儿的各民族虽然主要产业不同，也时常争斗，但却都拥有同一定程度的相同农业文明，如商，灭夏前，“冥子王亥，从事畜牧”，但可以肯定它也拥有农业。共同的利害，使其祖协助大禹治水，因而受封。所以不能因为它有战车，也在其他游牧民族大规模灭掉其他文明古国同时，也灭了夏，就套用国外模式，武断的肯定它以前也没有农业，也一定会扼杀夏的农业象形文明。而事实却正好相反，在商入主中原后，不但没有消灭夏的农业文明，相反极大的推动了夏的农业文明。这就是中国游牧民族与其他文明古国周围游牧民族的根本不同。相反，其他文明古国周围的游牧民族一直被排挤在河谷之外，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发展农业，即使有一点，其技术也完全与河谷武官，他们之间完全没有相通的形象基础。所以，那里文明古国的象形文字被代替。无须讳言，这就是中国能够一再实现民族大融合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融合不但不是对农耕文明的破坏，相反，是对中国农耕文明的屏藩与推动。从历史可知，自从商的战车入主中原后，直到战国，没有那个游牧民族再能大规模入侵。相反，其他文明古国却一再被灭国。而中原文明的成熟反过来又促进了周边游牧民族的发展。秦汉以后，匈奴骑兵南侵，固然是中原古战车体系瓦解所致，但却是中国文明成熟的表现，也是周边游牧民族向汉族大规模学习的开始。以后的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以及元、清的民族大融合都是这一文明体系的重新组合。当然，能够融合首先应该归功中原先进的旱地农业文明不容易被摧毁，但不可否认，这些游牧民族是这一独立体系的一部分也是另一个重要原因。这些游牧民族在向汉族学习后，飞速进步，匈奴的西迁，成吉思汗的西征都是吸收汉文化的结果，是他们成熟的表现。无须讳言，这是中华民族之间互相斗争又互相促进的表现，是其他文明古国根本无法比拟的。
毫无疑义，只有这样长期的、战争与经济活动完全融合的、高效的、大规模的车战，才能使实战上升成为理论，并创造出象棋这种不朽“兵书”。
四、犁耕淘汰了古战车
如前所述，古战车战术是由于点种坑抑制了骑兵机动，才形成的特殊步兵战术。是一种特殊阶段的特殊产物。耕作技术只要稍有变化，就会威胁古战车的效能，根据史记，“宣王不修籍于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王弗听，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所谓籍，通俗说就是户籍，而在那个时代，“不修籍”就意味着井田制度改变，意味防御游牧骑兵的能力下降，所以才败给姜戎。宣王宁肯“不修籍”，说明：在他看来，“不修籍”比国防更重要。后来，西周东迁，它又将这种“腐败”带到了关东，使得过去死水一潭的关东诸国开始沸腾，从最靠近东周的郑抢麦、伐宋开始，（史称小霸），接着齐晋，再后来就是楚和吴越。各国争先改革农业和军事，奋勇“挟天子以令诸侯”，称霸此起彼伏。战乱不断，各国大修长城。为什么此时会修长城？结合战车轻型化，不得不使人联想到井田制崩溃，各国之间已无明显的行距差异可用作有效防御。当然，有人会说，这是东周衰落所致。不假，这是一个因素。但周为什么衰落？改革又为什么不从外围开始？恐怕值得深思，不能轻易盖上腐败印记。如宣王“不修籍”，就无论如何也不能与腐败拉上关系。我认为，主要是由于农业发展所致。这从作物变化就可以看出，以前作物以稷为主（就是社稷的稷）。据说，当时还有人认为麦子有毒，是否真的曾经有毒我不敢说，但点种坑不利于麦子须根生长却是事实，而麦子能在东周初期成为主粮，肯定周很早就放弃了井田制。我认为，应与战败（腐败）同步。但那时，“腐败”仅仅出现在关中，因此关东仍然死水一潭。待周东迁后，“腐败”也开始由内部向外蔓延，所以诸侯称霸也由内向外扩展。但农业的发展是缓慢的，到秦统一中国后，井田虽然基本消灭，但与边远地区差别仍然很大，对战车仍有影响，所以秦不得不发布了“车同轨”的法令。此法令明确规定必须“车同轨”（不是“路同宽”）。也就等于规定了所有车辆（包括农用车、战车）、路及农耕行距的宽度。其实，类似要求在以前战争中也有过反映。如在晋景公十一年（公元前589年），晋伐齐，齐师败绩，讲和条件之一就是“必使齐封内垄亩尽改为东西行”（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第五十七回），其目的是要利于晋的战车进攻。我不知道此说源于何处，也不知垄亩是什么东西，但我相信冯梦龙不会生造，因为将此要求与“质国母”同时提出，足见古人也知道耕作与古车战有着密切关系。
前文已述，古战车战术之所以能够存在，根本原因是点种抑制了骑兵。所以，古战车一旦进入草原，就无法与骑兵对抗衡。然而，古战车战术实质仍是步兵战术的一种，其可变性是其他兵种望尘莫及的，而步兵永远不可能被淘汰。在那时，只要将没有丝毫防御能力的马拉战车变成，行军时的代步工具和流动后勤基地，而临战，又能连成保护步兵的堡垒和掩护步兵进攻的盾牌。那么，敌骑兵将无可奈何。这种战术极大的解决了汉缺少马匹的难题。这就是汉大将卫青的创造。但它却不能追击敌人，所以，后来又增加了骑兵。如此，汉就形成了，以战车和步兵为主的威慑大本营和适宜长途奔袭的奇兵，奇正结合，取得了最终胜利。同样，长平之战的白起，也是改变战术的高手，他以战车围困赵骑兵，取得了胜利。
由此可见，战术的灭亡主要是它的思想，未必是战具本身。例如，南北朝时期，北方农业倒退，土地硬化，古战车又大显身手，刘裕北伐就用了4000辆战车。直至明请，也还有使用记录。不过，应该注意，其后的古战车仅作掩体与攻击使用，没有指挥作用，与古战车作用完全不同。今日装甲车辆就是这种战术思想的完美体现，它淘汰了骑兵。
五、结束语
有些文明已从人们记忆中消失，古战车、象棋也成了谜，中国独立的文明来历就成了难题。本推测就是此类猜测的一种，它更强调条件，更强调工具，更贴近历史实际。遗憾的是，能直接证实它的历史文献几乎没有，能否获得确认，还有待于实验和进一步研究。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7-4 20:19:13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