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系的精神
——“博雅清谈”即席发言
发言者: 孔庆东老师
45:50到57:08
想说很多话，但是又觉得没什么可说。对今天这个会，久违了的一种感觉。坐在这里，马上回到了那个学生时代，八十年代的那种气氛。现在开会非常多，三天两头开会，但是都不像今天，今天这个会是比较罕见的。从上午开到下午，吃完中饭后继续开，大家都来到这里，这是大家都真心愿意参加的。
今天早上坐车过来，堵车，我就害怕迟到了，赶不上开头，在学校周围非常着急。到达后幸好还没有开始，比较高兴。因为在我这一代人来看，在坐的老师其实都是北大的旗帜。曹文轩老师走了，在我看来，年纪在曹文轩老师之上在座的，都是我这一代人的旗帜。姜涛蒋朗朗算是我哥们，上面都是我们的旗帜。我们能够成长到今天，都是一节课一节课听出来的，一页书一页书看过来的，我们身上有许许多多老师的东西，老师的生命流淌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身上得到了传承。这个传承也许不正宗,也许不正统,也许走样，但毕竟已经到了我们生命里边来了，我觉得这是北大之惠，是北大的一个核心东西。这些东西无法量化,无法数据化的。基本上北大人身上都有,而且具有吹牛和夸张性,这些吹牛和夸张性反应了本质,在北大校园里，燕园的段子一代代传承，这些段子不一定都是真实的，可能细节上有夸张或记忆上有失误，但它传递的那种精神，是我们在别的地方都没有遇到过的。北大人也互相开玩笑，讲别人的隐私，讲这个讲那个，都是善意地在传说一种精神，别的学校是没有的。
我们北大中文系有很多著名的老师，在社会上很著名，最近我忽然间注意有些老师不太著名，这些不太著名的老师身上有很多北大的精神，比如我在很多场合给学生们讲：你们要注意商金林老师。我们出去开会的时候，很多学校不知道商金林老师，我说这是不对的，商老师做学问是大学者气度，你们没有人注意他的文章，他的文章真是一私不苟，他也是不为潮流所动的。我说商老师就吃亏在一点，他普通话不好，他若普通话好的话，那就不得了。我很想写一个人物系列，就是北大那些不著名的老师，社会上不知道的,商金林老师、方锡德老师、孙庆升老师、封世辉老师、唐沅老师，就是这些社会上不太知晓的老师，他们身上的那个精神是非常值得挖掘的。但我又不太敢写，怕别人会借此攻击北大人互相吹捧。因为我们是一年一年过来的，知道太多的细节。刚才乐老师、谢老师在讲，我一边听他们讲，脑子里边有很多很多画面，都过去了。我之所以对咱们北大中文系深感自信, 不是统计出来我们中文系科研成果占北大多少（据说占四分之一），那玩意也很厉害，但更主要的是留在我们身体里的这种精神，它还在我们当中。尽管我们也经常批评现在的学生，说你们怎么样不如以前，但横向比较，我仍然可以说现在的北大学生仍然是最优秀的，他还是有家国之忧、社会承担，仍然是有的。我觉得这是当年我们选择这条道路的原因。我觉得我们大家选择这条道路，都是把自己的治学、自己的选择跟社会、跟民族国家的进步自觉联系在一起的。尽管每一个时代的想法不一样，我们觉得你们那一代人当时太热血青年，我们可能会这样想，我们今天比你们更“狡猾”一点，更“世故”一点了，但是大的方向没有改变。假如没有这样一个家国之忧在后面，那我何必选择做现当代文学？我们大家都是智商极高的人，我们有许许多多别的选择，这个选择至今不悔。我跟别人说我们北大中文系老师挣五千块钱就不少了，还有挣两三千块钱的人呀，但大家不悔，就是说我们从来都没有埋怨领导给我们开的钱太少。自己嫌钱少，可以写点文章编点书赚点钱，没有人会埋怨，而且相反以此为荣。这好像是中文系上下都能够理解的，我们不去管别人，当然我们希望系里能够创一点收，但没有人会去埋怨它，这就是我们北大一直传承下来的一种温暖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可贵的。
因为想说的话太多，我再说一点，我是提前读了几位的书。我读这些书的时候，注意到一个叙述视角的问题，就是几个老师的稿子是站在今天的角度去讲燕园故事的，如果是前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你们就不会这样讲，所以我很关注这个叙述视角的问题。人到老年之后，总结自己一生的历史，会用一种通脱的、通达的、很高的眼光看这些问题，但是我想在这个过程中，我有一点质疑,是否能够遗落以前的视角,那些视角是不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就应该被抛弃或遗落掉。因为我也读过老师们年轻时候、中年时候的文章,我有幸读到过谢老师文革中的文章,也是非常真诚的。我家里有一本文革中出版的批林批孔的文章集，里边有黄曼君老师的文章,我和黄曼君老师开过玩笑,当时是“华中师范大学青年教师黄曼君”,也是写得非常符合那个时代的需求,是那个时代的真诚。你不能说那个时候写文章是不真诚的,说我们是被迫的,我们是随大流走的,这样不能写入历史,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真诚。我们今天反思那个时代,在反思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保证我们的反思就是顶点,就是绝对正确的？这是我想说的。刚才李杨讲，也许过一些年,我们这一代人坐在这里,到了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还这样去写，写当时我们都想错了,现在我们都对了。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
最后几位老师都谈到了中文系的发展情况和忧虑，这个忧虑好像从十年前就开始了。十年前我们最早的一批老先生开始退休的时候,陈老师主持过一个二十世纪文化中心的会，会议上老师们充满忧虑地发言,年轻的学者,当时吴晓东陈泳超他们也在,有接过老一辈学者的旗帜的意思,有过这么一个场面,已经十年了。我当时觉得这个是无所谓的,对这个没有什么忧虑。十年过去了,情况无非就这样,我们所说的其他学校的越来越厉害,好像北大不厉害，具体化之后是什么？不过是他们出了很多书,开了很多会,成立了一些组织而已。这些呢，也不能去否认人家的成绩。但是我想，最终北大人做学问，是要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推动中国所谓的进步。最终的衡量，不是那些东西，而是你究竟有多大影响，你是否为这个民族国家的进步作了贡献。比如说我们洪子诚老师，多少年不出书,人家出了一本当代文学史,沉甸甸的放在那里，就成了一个象征,我觉得这就叫学问。我们追求做的是这样的学问。当然人家上边要检查的东西，我们大家也要去做,我们帮助领导把它完成,让我们填表，我们填了就是。这种事情不必看得太重。
上一次陈老师带着新的班子，来各个教研室征求意见的时候,我记得一位老师讲,希望陈老师不要有太大的作为。我觉得还是要有作为,但是呢，不要轻易改动,有作为是要向前走,向前走应该有所作为。至于以往的应该继承的一些东西,体制呀，方法呀,尽量不要改动。我觉得中文系的好处,也就是今后应该保持争取的一个目标是，仍然要做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这样就真的保持了温老师座谈会上所讲的那个和气。“和”字应该是在中文系体现最好的,大家都是知识结构不同,观点不同,性格不同，但在一起,就能够那么和谐相处,互相尊重,尊重人家的学问,尊重人家的人品,尊重人家的选择,我觉得这是北大中文系在中国能保持重要位置的所在。希望哪怕是过三十年，过四十年，李杨教授在这里讲话的时候,我们还能保持这种精神，那就是我最欣慰的，好，我就说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