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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棋系统论：“控位+捉子”导致得子
得子系统与擒王系统相比更具有多样化特点。决定这一特点的根源在于，得子系统的具体猎取目标是可以转移的，既可是对方的“这”一个子，又可因棋局的变化转移到“那”一个子上；同时，对于有失子危险的这一方来讲，其应付手段一般也比较多，如先弃后取、弃子抢先、弃子求势、弃子后谋求大兑换等等。鉴此种种，要想对得子系统作出大一统的结构分析几乎是不可能的，故本章须先将得子系统归纳成几种基本类型，然后分而述之，逐个予以探讨。
第一节“控位+捉子”导致得子
阵形结构特点：此种类型的得子系统典型特点是受捉之子无处可逃。（且受捉方无其它解捉、换取补偿等手段）故该系统由二个子系统构成，即控位子系统与捉子子系统（与将死局面的结构大致相同）。
例1如图所示，是1983年全国个人赛中一实战对局片断。上一着，黑方不顾2路马受牵制即将被捉死的危险，走了将5平4，迫使红方必须上仕解危红方面临仕四进5与仕六进五两种选择。
①仕四进五?
这是分析形势满足于直观而带来的错误选择，由此而必失子。
①…………车７进４! ②车四退六 车７退６
以上，黑方以照将之手段而实现了引离红方四路车离开卒行线之目的，继而返师卒行抢占了这一重要通道。由此一来，红方原本威力强大的九路沉底炮却即将要被车7平1捉死（因黑方底线的2路马以其“占位阻敌功能”而构成了一个“控位子系统”）。
③炮九退一 车４退５ ④炮九平五 士６进５
以上红方虽以炮换仕，却未足补偿，故败局已定。
例2如图，是1988年10月第四届七星杯国际邀请赛中，中国特级大师柳大华与美国甄达新开盘后不久走成的一个形势。现在轮到红方走子：
①炮八进三 马６进７ ②马一进三 炮７进４ ③车二进三 卒３进１ ④兵七进一 象５进３
⑤炮八退一 卒７进１ ⑥马七进六 马３进４? ⑦炮八平三 炮２进４
以上几个回合，从表面上看，双方争夺的焦点是黑7路炮。黑方自恃无恐，于第6回合跃马河口，虽看似积极其实是未能替觉到9路车已处境危险。行棋至此，黑方失子已成必然。
⑧前炮平一 炮７进３ ⑨相五退三 炮２平８ ⑩炮一进五 红方得子。
以上，红走炮三平一之后，既捉黑车同时又借其“离位功能”，使三路炮构成一个控位子系统（另一控位子系统是红二路车）。为解救9路车被捉死之患，黑虽有弃炮搏象的手段，但毕竟已失一大子。
就艺术的角度而论，该局可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为尽量减少这类失误，一个优秀棋手必须具备既知其明争又察其暗斗的本领，防微杜渐未雨绸缪。
例3如图所示，是1987年第六届全运会象棋团体赛中由火车头队崔岩与河北队阎玉锁弈成的一个中局形势。现在轮到红方走子
①炮六退五 士５退４ ②相五进七 马４进６？
红方退炮之后又扬起高相，均是在为以“控位+捉子”的方式谋取黑炮作准备（若不走相五进七而直接走马八退七，黑则可走车6平3先弃后取）。黑方马4进6一着实乃计算欠周所误。笔者以为应改走车6进1捉相，下如马八退六（若相三进五则马6进4）则马４进６，车八退五 马６进５，车八平九 炮１平２，至此红有炮六平八、马六退八两种走法，均不能得子。（一） 炮六平八 马５进３，马六进七 车６平３， 车九退一 炮２平３，相三进五 车３平２。和势；（二） 马六退八 车６平３，车九退一 车３进４，炮六退一 马５进６，马八进六 （如仕五进四则车3退1，车九平八，马6进4，炮六进一，车3平4，亦和），马６进７， 马六退四。至此，红虽多一九路通途兵，却孤掌难鸣无法成势。
③马八退七 车６平４ ④仕五进六 车４平５ ⑤相三进五 红必得炮。
在实战对局中，即使著名棋手也常会出现一些不应有的失误。这些失误，情况各异、种类繁多。其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是由于“占位阻已功能”引起的，它有可能导致失子后果。下例情况即如此。
例4如图所示，是1989年第二届棋王赛获挑战权的李来群与上届棋王胡荣华挑战赛中第二局的一个场面，目前形势黑7路炮已瞄准红车，红须平兵予以解脱。但究竟是走兵三平四还走兵三平二呢?这个问题非同小可。临局，由于红方信手走了兵翰三平四，由此而遭致恶果。
①兵三平四？象５进７ ②车三进五 炮４平７
至此，红兵占据了本应留给红车的逃路，参与了“控位子系统”行列，使黑方“控位+捉子”导致得子的战术配合得以形成，逼红方以车换炮。
以上着法。红若不走车三进五吃象，而改走相五进三，黑则象７退９，兵四平三 炮４平７，车三进二 前炮进３。这样一来，红车虽可幸免遇难，但黑方得相之后，仍有多种续攻手段（炮7平5，炮7平3，车5平9等），红颇难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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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象棋系统论》从酝酿直至脱稿都一直得到了各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的热情鼓励和支持。作为本书技术顾问的柳大华，曾帮助解析了若干疑难棋例，核实了有关资料。同济医科大学社会科学部自然辩证法教研室的欧阳智教授和谭得俅教授对书稿第一章提出过修改意见，中国革命史教研室的丁名宝副教授对书稿若干文字作了修订。蜀蓉棋艺出版社社长、总编程明松同志对本书的编辑出版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关怀。在书稿撰写过程中，还得到了中国棋院院长陈祖德、武汉大学著名哲学家陶德麟教授、象棋特级大师李义庭等人的多次热情关怀和鼓励。同济医科大学科研处和社会科学部及其本人所在的哲学教研室均对此项研究给子了一定经费及多方面支持。对所有关心和支持过《象棋系统论》研究与写作的单位及各位专家、学者、领导，均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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