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山东人，是怎样来到东北生根的呢？
一切要从我的父亲说起，我的老家在山东省黄县，爷爷是教书先生，收入微薄。家乡人多地少，家里的生活十分艰难。受生活所迫，父亲和叔叔两个人背井离乡，跑到东北讨生活，就是所谓的闯关东。父亲来到哈尔滨的时候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和叔叔两个人在一家叫东发和的家具店学徒，勉强混口饭吃。父亲在家具店学了五六年徒，1932年哈尔滨发洪水，父亲就回到了山东，叔叔一个人留在哈尔滨。
1933年我出生后，家里的生活更不好过了，父亲没有办法，于是一个人独自来到东北。我母亲一共姐妹四人，我二姨家住在黑河，父亲这次没去哈尔滨，而是去了二姨家。我父亲会说一点儿俄语，他和姨夫两个人去每参崴的边境和苏联人做货易货。那时有句俗语叫“唬弄老毛子”，就是说苏联人比较实在，几乎没听说有坑骗中国人的事儿发生。这样跑了两三年，由于赚不到什么钱，还要在边境线上来回跑，父亲就不打算再做下去了。
我姨夫在孙吴县有间房子，借给我父亲开了间杂货铺。那时东北的山林很多，靠山吃山，杂货铺里卖些木耳什么的山产品，这样父亲的生活总算安定下来了。于是母亲带着四岁的我来到了孙吴县。
初识象棋
您是怎样学会下象棋的呢？
我父亲极爱下象棋，擅走拐角马。孙吴县棋风较盛，父亲在县里能排第三，和前两名水平相差也不多。县里有个小市场，非常繁华，在一家书馆门前长年摆着一盘棋，只要不下雨，每天都围着好多人。父亲经常去那里下棋，杀上了瘾也不知道回家吃饭，母亲做好了饭就让我去叫他。父亲总是让我等一会儿，下完这盘再回去。我就在旁边蹲着看，时间一长就学会了，后来也下上一两盘。不过那时候还小，玩的东西很多，还没迷上象棋。
父亲去世
我十多岁时，东北局势十分紧张，由于在东南亚各国节节败退，日本极力想保住东北这块肥肉。父亲在一次防空演习中忘记了关灯，结果被日本宪兵队抓去了，扔在水牢里关了十多天。放出来后就得了水肿病，半年多就死了。父亲去世没多久，苏联红军就进入了东北。孙吴县有条河，以此为界分为南孙吴和北孙吴。苏联红军一支一千多人的先头部队在北孙吴中了日本人的埋伏，死了几百人。后面的大部队一上来，埋伏的日军挺不住了，开始往南孙吴撤退。到了河边时桥被炸毁，几千日军全部死在了河里。苏军由于中了埋伏，迁怒于中国人，将北孙吴的人除了女子和孩子全都抓了去，后来我只知道跑回来两个人。南孙吴的山中有个极大的军事工事，驻有几十万日军。苏联红军没有办法继续推进，就这样一南一北地僵持着。可坚持了没多久，日本天皇就宣布无条件投降。我清楚地记得一个日军中将被吊死，围了很多的中国人观看，这就是我记忆中的八?一五光复。
战争虽然结束了，可生活却没办法继续下去。父亲去世，惨遭战火的孙吴县已经破败不堪，学校被炸成平地。母亲只好将杂货铺典了出去，带着我离开了这个地方，去投奔哈尔滨的叔叔。
象棋生涯的开始
叔叔和父亲当初一起来到哈尔滨学徒，父亲回山东时他就留在这儿，几年辛苦经营，也开了一家小家具店。到哈尔滨后，母亲打算让我考一中，继续学业，没想到此时我却迷上了象棋。
哈尔滨当时有名的五虎将之一姓田的，和我下了一盘让两马的棋，结果那盘棋下和了。姓田的说：“这小孩还挺厉害。”于是他就告诉我一个地方，在道里七道街有一盘棋，让我去那儿下。我家就住在八道街，离得很近，就去了。棋局在七道街一家染坊的门口，染房老板姓吕，棋力一般。哈尔滨有名的五虎将都经常去那儿下棋，我天天泡在那儿，获益匪浅。真正影响到我未来的是，我在那里遇见了我的“启蒙老师”金启？先生。金先生也是五虎将之一，人挺随和，写得一手极好的毛笔字。他见我好像不太懂开局和残局，就把我领到家里，把他收藏的《桔中秘》、《梅花谱》、《适情雅趣》等书借给我看。我如获至宝，每天捧着书看到很晚，早把上学的事丢到一边去了。（待续）
10.8.2 (二)
在孙吴县的时候您是怎样下棋的呢？
那时候我仅仅是会下，但是不怎么爱好。主要由于我 父亲的棋好，经常有人找他下棋，我很少去下。父亲也并不 和我下棋，他的残棋功夫较好，有时也指点我一下。
那您是到了哈尔滨以后才开始下棋的。
对，我叔叔在道里八道街开了一家小家具店，我住在 后院。自从在七道街认识了金先生后，我开始看他送给我 的书，是《象棋谱大全》中比较重要的《桔中秘》和《梅花谱》 等。我看《适情雅趣》时开始对杀棋十分感兴趣，时间久了， 仅看图就能算出十几步的杀着。金先生还送给我一副棋 子，是硬木制的，上面的字刻得极好，而且这副棋子还很有 “来历”。满洲时期哈尔滨举行象棋比赛，金先生力挫群雄， 夺得了冠军，这副棋子就是得的奖品。我十分喜欢这副棋 子，就做了一个木头棋盘，天天抱着棋去公园（今天的兆麟 公园）下棋。当时公园里还有些动物，最有意思的是在一个 大台子上的象棋表演。每一枚象棋子足有洗脸盆那么大， 走棋时得小孩去搬。我那时天天泡在公园里，对象棋已经 着了迷，也不上学了。
在这段时间我的棋飞速地进步，对哈尔滨的棋坛也基 本了解了。当时哈尔滨最厉害的两个人是王若全和毛如 阁。王若全是青年中医，后来成为中医学院教授，毛如阁家 住道外，由于有一只眼睛不好，棋友们都叫他毛瞎子、外号毛大侠。
我初见王若全时曾输给过他，大约半年以后，我又找 他下棋，结果连和三盘，从此他再没和我下过棋。
这时您在象棋界也有点名声了吧。
反正当时在哈尔滨对手已经很少了，这得提起一个 人。此人名叫王敬宣，是五虎将之后的第一高手，擅走单提 马，谁要是能把他赢了，就可以算是哈尔滨的一流高手了， 此人可算是当时哈尔滨象棋界的一把尺子。有一次我们在 太极卦馆唠嗑，王敬宣说起谢侠逊下盲棋的事儿，说他如 何如何的厉害。我一听就说：“那也不算什么，盲棋我也能 下。”他听了并不相信，非要和我试试。其实我以前也役下 过盲棋，就是经常看棋书，加上年轻时记忆力好，就和他这 么下了一盘盲棋，结果我就把他赢了。于是他写了一本叫 《后生可畏——哈尔滨象棋三少年》。其实现在说起来下盲 棋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只要是高手都可以下。
象棋三少年指的都是谁呢？
第一指的是中医学院的王若全，第二个就是毛瞎子， 第三个说的就是我。后来王若全专心研究中医学，没有时 间下棋，他的徒弟张东禄就补上了他的位子。
半年以后，他又从沈阳来哈尔滨，我又去找他下棋，他输了。他就跟我说起沈阳的一些高手，有八大怪，四猛将，五大高手等。他说：“你要有机会到沈阳可以会一会这些 人。”而且他还告诉我沈阳、长春一带棋风极盛。
去沈阳之前我到过长春，经人介绍认识了刘凤春。我 和他下的第一盘棋就输了，开局一步飞相他就看了15分钟，棋下得极慢。到中局时有一步极简单的棋他竟看了80 分钟，这在围棋里也算是长考了。我耐性不够，实在坐不住板凳，结果这盘棋就输了。我们两个人因为棋成了好朋友，他就介绍我去沈阳鲁家茶社，那儿有不少高手。
后来您是怎样去沈阳的呢？
我当时在哈尔滨的一家工厂学徒，我所在的工厂在沈阳开了个分厂，刚刚建好，需要去一批工人。本来是没打算让我去的，可是我惦记着会一会沈阳的高手，便极力要求 去沈阳的分厂。
到了沈阳后我按着刘凤春的指点去了鲁家茶社。鲁家 茶社在沈阳北市场，名字虽叫茶社，实际上来茶社的人都 是下棋的。每天早晨花两毛钱要一壶好茶，就可以一整天 在那里下棋、聊天。
鲁家茶社的生意不错，当地的许多高手都在那儿下棋。
下彩棋的多吗？
没有，当时东北没有下彩棋的，南方下彩棋比较盛行。
在鲁家茶社我最先遇到了董玉科，人送外号列炮王，先 后手列手炮很厉害。被我赢了后，又有一个叫铁林九的，棋比 董玉科还要好，但还是被我赢了，后来再战薛家语时我就没 能赢下。然而最遗憾的是没有会一下沈阳的第一高手，曾得 过满洲第三的那留旭，还有沈阳高手崔士杰。我很遗憾地回 到了哈尔滨，心中又冒起了个新的念头。（待续）
10.8.3 (三)
在沈阳我只待了二个多月就回哈尔滨了。沈阳的名棋手基本上都见过了，还认识了一些朋友，比如说沈阳四猛中的常德，我们一见投缘，称兄道弟的。在沈阳时他就邀我去他家住，我没去，一直住在单位。
一回哈尔滨我就想起刘凤春曾对我说过他的师兄赵文宣，刘凤春说：“赵文宣是东北第一高手，得过华北冠军，曾代表华北地区参加过比赛，你要是生活好的话可以把他请去。”刘凤春把赵文宣的地址给了我。我和金先生、毛瞎子，张东禄一商量，几个人一拍即合，决定请赵文宣到哈尔滨来。
赵文宣原来是个地主，家业早已败落，生活困难。但这个人很好，非常爱交朋友。我们给他去了封信，邮了些路费，他还真的来了。来了以后他就住在金先生家。
赵文宣在哈尔滨待了多久?
他在这儿住了半个多月，我们负责他的吃住，每天都下棋。赵文宣患有鼻痈，经常一边下棋一边擦鼻子。他和张东禄下了两盘棋，一胜一和，和毛瞎子下了六盘棋，三胜三和，他们两个都没开和。最后他与我一共下了21盘棋，我赢了三盘输了六盘，二十多盘棋下来我可以说受益匪浅。送赵文宣走时，我们又给他拿了些钱，赵文宣对我说：“小王，你的棋可以到北京、天津去下一下了，这次你能长了一先的棋，东北现在能赢你的人不多了。你现在再去沈阳的话，薛家语他们已经赢不了你了。有机会你可以去锦州会会杨春虹，如果去北京，北京名手有侯玉山、谢小然、张德魁等。那儿的人挺怪，棋手架子大，赌彩也很厉害。张德魁人很好，你要是去那边我就给你写封信，北京找张德魁，天津找钱梦武。”
钱梦武是什么人呢?
钱梦武是一个象棋爱好者，教书的，腿有点儿毛病。他有点钱，对棋友吃住都非常慷慨。但他的棋并不好，和名棋手差挺大一块。他专门和名棋手交往，天津的高手经常在他家中下棋。赵文宣说我要是去天津就去找他。他可以写封信给钱梦武，招待都不成问题。
提起钱梦武来还有一个小故事。在华北有个一流棋手叫杨茂容，是后起之秀，年轻气盛，说话也挺狂的，杨茂容曾说过“赵文宣的棋已经不行了”的话，结果被钱梦武知道了，就从中牵线，出钱把赵文宣请了去。请去后和杨茂容约定下四盘彩棋，一盘棋赌50袋洋面。杨茂容不甘示弱，就答应了。第一盘棋仅下了24手，赵文宣在第24手时走的是车一平三，这时杨茂容推说头痛，就封棋不下了，实际上赵文宣的棋形势稍好。这盘棋的开局走的是当头炮进三兵，曾在《象棋》月刊上登过。
赵文宣的棋在东北是最好的吧?
过去是华北第一!
赵文宣还给我介绍了全国各地的一些高手，华南有李庆皇、黄成宣，华北有周德裕、万俟友。赵文宣还特别提起东北有个最厉害的棋手叫胡震洲。此人生了一脸麻子，所以人称胡大麻子。据赵文宣讲胡震洲的棋很厉害，曾多次赢过赵文宣。后来胡震洲还和他住在一起，参加比赛。
但胡震洲这个人好像不怎么有名气?
胡震洲死的较早。据赵文宣讲，胡震洲的身体不好，他去上海找周德裕下棋，周德裕不下，他便和谢文俊下，由于一时大意输给了谢文俊。谢文俊在上海算不上是一流高手，周德裕就说：“谢文俊我能让他二先，你连被我让二先的人都输了还怎么跟我下?”
按赵文宣的话说胡震洲是运气不好，由于比较困难，身体有病，在上海吃住各方面都有问题。胡震洲的棋只是开局稍弱，中残局力量极强，其实谢文俊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胡震洲的棋与赵文宣相比只好不坏，赵文宣在上海时把这些人都赢了，周德裕的棋比胡震洲都要差，这次胡震洲竟输给了一个二流棋手，还受了周德裕一顿奚落。胡震洲憋了一股火儿，回家后就病死了，非常可惜。
看来运气对棋手还挺重要的。
也可以这么说吧。
金先生的孩子下棋吗?
金先生结婚十五六年也没孩子，后来就又娶了一个老婆，但是也没生育，最后金先生只好要了个孩子。这个孩子比我小，没学下棋。金先生有个外甥，叫王金言，呼兰人，得过全省第二。说起来他运气也不太好，我是全省第一，他第二，张东禄才第四，由于以市的名义参加了全国赛，他不是哈尔滨人，结果我和张东禄参加了全国比赛，他却没有这个机会，很可惜。(待续)
10.8.4 (四)
上一次您介绍了东北一些有名的棋手，在这之后呢?
赵文宣走了以后，我的棋有了长进，在哈尔滨市数得上第一了。沈阳和长春我都已经去过了，这次我想入关，会一会北京、天津等地的高手。
这时我有了个机会。当时我们工厂的头儿偷漏税，赶上三反、五反运动，被抓了起来，工厂暂时关闭，我闲着没事，就决定入关闯一闯。
什么是三反、五反运动?
就像是现在的反腐败运动，那时候叫“打老虎”。工会组织工人，揭露打击资本家的非法牟利行为。到了天津，我拿着赵文宣写的信去找钱梦吾。钱梦吾原来是个私立学校校长，一条腿有残疾，安的是假肢。他看了信后，非常客气地接待了我，并让我住在他家。他只有一个女儿，并不住在一起，他家里经常来一些棋友，他就把我介绍给这些人。当时天津棋界正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为什么叫群龙无首呢?
因为天津最好的名手叫田玉书，和胡震洲、赵文宣并称华北三杰。我到天津时，田玉书刚刚去世，还没有能和他相提并论的棋手出现。天津当时的好手有二马一王，还有一个老棋手庞海庭，棋也是一流的。在钱梦吾家我先是和武凤林、张天甲等棋手下了几盘，结果我都取得了优势，和庞海庭我下了两盘棋，先后顺手炮都输了。
庞海庭的棋很厉害吧。
当时我和庞海庭的差距并不大，但是头一盘棋输了以后，我有点火了，心里着急。第二盘是顺手炮对杀的棋，本来是和棋，但我想赢，结果把和棋走输了。庞海庭有个儿子叫庞凤元，象棋也不错，围棋更是高手，有职业四段。父子俩都是双枪将，一个象棋好一些，一个围棋好一些。
这次去天津，我没和二马一王会面，王家元是由于生意忙，没有时间下棋。马宽和马国良不在天津，去了上海的大世界做表演赚钱。
表演赚钱是怎么回事?
当时上海有“大世界”、“大兴公司”等娱乐场所，里面耍把式、卖艺、唱戏、放电影什么都有。并且单独有个舞台表演象棋，能同时容纳七八百人，大棋盘足有三米多高。想要看表演就得花钱买票，给表演的棋手出场费或从票中提成。杨官每年有五个月在上海，五?一来，十?一走。(这么长时间!)赚钱哪!一个月能有好几千块，像马宽他们一个星期只能表演两场棋，杨官一个礼拜最少是五场棋，名气大，所以赚的也多。一盘棋出场费是十二块钱，最多的是谢小然对杨官的一盘棋，有一百多块，是根据卖票的收入提成。因为是露天场所，所以每年五月份开始，十月份天气冷了，就结束了。
马宽和马国良去了上海，我在天津呆下去也没什么意思，辞别了钱梦吾，我又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钱梦吾给我介绍了北京的一些棋手和茶馆的情况。我到北京后，先在我姐夫家住下，然后找到一家东方茶馆。北京的棋风和东北大不一样，北京下棋讲究级别，讲究挂彩。一流棋手不和二流棋手下棋，
若要下的话就让先二(即一盘让先、一盘让两先)，二流棋与三流棋之间也是一样。彩金五角、一元、二元、五元不等。那时候五元钱可以买十斤大虾。我在北方下棋都是以棋会友，没想到一到北京就遇到了非彩不下的情况。东方茶馆是一个叫王振东的人开的，我在他那儿下棋赢了许多二流的强手，还结识了个棋友叫杨长生，我们俩很要好。
我赢了王振东、宋景岱等强手后，王振东就给我介绍北京的一流棋手，当时北京五大高手分别是侯玉山、谢小然、张德魁、全海龙和曹德纯。由王振东牵线，我和侯玉山下彩棋，每盘五元钱，让我长，地点就在茶馆。结果头一天我一负一和，和的那盘棋我本来是可以赢的，结果错走了一着“兵四平五”，被他车一将后落了死兵，赢棋走成了和棋。我给了五块钱，过两天又去下，两盘棋一胜一和。但侯玉山的生活比较困难，拿不出钱来。王振东就说：“走吧，上我家去，我买点东西，再多下几盘，你来一次也不容易，现在也快要走了。”于是领我去了他家，又买了一些吃喝，下了一宿。结果我又多输了一盘。下完棋后，王振东示意我得给钱，我说：“我给啥钱呢?他(侯玉山)没有钱，不是到家里玩玩吗?”我原来只当是东北的习惯，以棋会友，没想到下完棋还是要钱。王振东解释说：这里没有白下棋的，我还买了这么多东西呢!”没办法，我又拿了五块钱给他。给完钱后我就不和侯玉山下了。由杨长生介绍，我和谢小然又定了十盘棋。当时我赢了侯玉山，有点名气了，跟谢小然下就让我长先。现在记不清棋是在哪儿下的了，只下了四盘棋，我三和一负，其中有一盘也是赢棋走和了。要下第五盘时家里来信，“打老虎”运动已经结束了，急于让我回去安排工作，所以这十盘棋也没下完。
这时我认识到我的水平和一流棋手比还有一点差距，回到哈尔滨后的两年里，我一直希望能再次去京津两地交流棋艺。(待续)
10.8.5 (五)
上回说到与谢小然没下完十局棋，您就回哈尔滨安排工作了，是吧。
是的，而且那次去感到和一流棋手还有些差距，于是想静下心来好好地研究研究棋。
分配工作又是怎么回事?
我当时分到的单位是龙江日报社的字模工厂，实际上是齐齐哈尔日报社。东北本来是三省，后来被分成九省，仅黑龙江就分成了三省。我所在的龙江日报社设在齐齐哈尔，我也得跟着过去，那时我已经结了婚，家在哈尔滨，不能像以前那样无牵无挂，又赶上当时生病，就没有去，留在了哈尔滨。
在家中我专心研究棋，一晃就是两年多，这期间我也经常去长春和沈阳下棋，棋力提高得很快，成了东北数得上的象棋高手，这时候我就想去天津报仇。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是1953年。我在南岗区字模工厂工作，经过深思熟虑，我就抽空又一次入关。这次入关还是先去的天津，正赶上关内棋风大盛。天津有个力行棋社，正举行公开的擂台表演，邀请了山东棋王陈天财做擂主。他是山东有名的快棋王，所以花钱把他请来，在这立擂和天津的棋友轮战。我到天津首场是和他下的，但成绩非常不理想，通常表演都是下两盘棋，但和他下的是快棋，两个小时的时间就下了四盘棋，比正常的比赛要快一倍。陈天财先后手都走屏风马，下得飞快，我不太适应，结果四盘棋两负两和，没能赢他一盘，实在出人意料。下完棋我总结了一下，觉得他的棋并不是很厉害，私下琢磨着怎么赢他。
在天津下了多长时间棋?
一个多星期吧。我不仅和陈天财下，也和其他棋友相互交流，陈天财对天津其他棋手的成绩还都挺好的。
这期间您共下了多少盘棋?
具体数记不得了，当时天津的马国梁与马宽都不在，去了上海的“大世界”做公开表演，王家元的生意太忙，和我只下了两盘棋，我一胜一和。其余比王家元弱的就基本上没输。最多的是和陈天财下的棋，先后共下了二十盘。他总是走屏风马，不管先手后手，没有别的变化。慢慢地我就摸出了规律，棋越下越顺，胜的越来越多。我记得后来陈天财回了山东，我还替他在那儿当了几天的擂主。
这样，天津的高手除了马国梁与马宽不在之外，其余的我都赢了，这时我就想去北京。
先说说北京的谢小然吧。谢小然当时去上海与杨官、董文渊、何顺安等南派高手比赛，和了杨官与董文渊，仅小负于何顺安。一般北方棋手和杨官下棋可以说很难取胜，谢小然与杨官下了六盘棋，互有胜负，可以说很不容易，像马国梁在上海输给杨官输得很惨，马宽虽然和棋很多，但三年没能赢杨官一盘棋，同去的北方棋手侯玉山等成绩都不理想，所以私下里棋友都认同“南杨北谢”这个说法，但这只是私下里的话，并没有流传开。谢小然回到北京后开了家天然轩茶社，从此封刀，不再下棋了。
谢小然的天然轩可以说名手云集，我去北京就直奔天然轩，我和谢小然已经很熟悉了，也很尊敬他，谢老对我也很好，和我在一起经常谈谈棋和别的什么。
北京的五大高手是谢小然、侯玉山、张德魁、全海龙和曹德纯。侯玉山那时不在北京，到上海做表演去了。我先和全海龙下。谢小然对全海龙说：“嘉良长棋了，在天津成绩挺好的，就别让先二了。”全海龙比较高傲，不太愿意。谢老就从中调和，说：“这样吧，你先让他长先下几盘，然后再说怎么下。”结果我连胜二盘，这样全海龙没有办法，只好又分先下，分先下我又胜了四盘，第二天下了七八盘棋，他还是没捞回来。
我胜了全海龙在北京造成了不小的轰动，杨长生就从中牵线，和张德魁定了十局赛。比赛在三友轩棋社举行，公开表演，出售门票，还挂上了招牌做广告，“五大高手之一张德魁对黑龙江王嘉”。十盘棋下了五天，场场爆满。我以四胜一负五和的成绩将张德魁击败，这时我的名气更大了。于是开始筹划和曹德纯下十盘棋。
曹德纯原来不和我下，等我把全海龙与张德魁赢了，他又改变了主意。因为五大高手之间谁也不服谁，他如果赢了我，就可以确立起第一的地位。本来杨长生说一盘棋多少钱他都替我出，此时曹德纯醉翁之意不在酒，连彩都不挂了，只想赢我。
比赛还在天然轩，一天两盘棋，只下了两天，以我三连胜而中途结束。曹德纯没想到连输三盘，没有一点机会。使我最不好受的是他输了这三盘棋以后就收手不下了，从此抛弃了车马生涯，永远不下象棋，改下围棋。一个30多岁的棋手，北京最年轻的高手，就这样离开了象棋，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
三战过后，华北扬名，我志得意满地踏上归家之路，沿途会遍了各地高手，过关斩将，一直杀回哈尔滨，确立了东北第一高手的地位。 (待续)
10.8.6 (六)
回到哈尔滨后，我在哈尔滨文化字模厂工作，这段时间我开始研究南方棋手的棋，那时候的棋谱非常少，很难收集。没有多久，我爱人回老家探亲，我听说杨官、何顺安双雄要来北方表演，就没和她一路走。她坐车到大连，然后乘船去山东，我先去了天津，希望能遇到杨官与何顺安。结果他们没来，我仅和王家元下了两盘棋，侥幸都胜了。下完后天成功棋社想留我在那儿做表演，这时我爱人早就到家了，我就推辞掉了。我跟钱梦吾打了个招呼，如果杨官他们明年要来的话可以给我写信，我提前来，然后我从天津坐船回到了老家山东龙口。
从天津到山东客船走的是内海，虽说比从大连走多出8个小时，但风平浪静，很安全。从大连走路过老铁山，属于深海，风浪很大。我记得伪满时我坐过船路，由于遇上大风，船不敢走，在海上抛了四天锚，把干粮都吃光了。
回到山东老家，住到一九五四年三四月份的时候，接到了天津来信，说屠景明已经到北京了，紧接着杨官、何顺安都到京津访问。
我接到消息后马上动身，坐船到天津后折到北京。屠景明这时在北京赢了几盘棋后就走了，我正好遇到杨官。杨官在北京定了四场比赛，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北京的一流好手都不愿意下，因为杨官要门票收入的40%，不能少于这个比例。一般来讲，下棋收入是对局双方平分的。侯玉山、谢小然他们要是不要钱的话失身份，所以最后一场请我去压轴。此时我在京津一带已经很有名气了，而且又是为了下棋才去的，也就不计较钱的问题了。
前三场分别是对杨长生、宋景岱和张雄飞，杨官都轻松赢了下来，我和杨官的那盘棋，开局我就走坏了，最后到底没翻过身来，但我输得不太服气。下完后有个棋友叫董醒华，请杨官和我吃饭。宴会上他就对杨官说：“东北的小王想和你再下两盘。”杨官就说：“好吧。”
吃完饭我们就来到了董醒华家。第一局我执意请杨官先行，我走的是屏风马平炮兑车后起车保马的布局。这盘棋下得非常慢，中局时我剩车双炮双兵缺两相，他剩车双炮单士象。我本有机会兑死车，形成必胜的残局，但是这盘棋从8点开始，下到后半夜2点多，杨官一步棋看了60分钟，我无聊地等着，只听见外面细雨的声音。他的一步长考把我的耐心磨没了，想妙杀杀死他，却没发现他有一步弃炮的妙手，连将后把我的车抽去了。后来我曾把这盘棋摆给马宽看，他看了两个小时也没看出这步妙手，这的确是个很隐蔽的杀着。输了这盘必胜的棋，后面的两盘很快地败了下来，第三盘没有下完，天已经亮了，到了吃早饭的时候，也就不下了。
输了之后我就去了天津，屠景明在天津输给张天甲，与王家元两和两负，有些不好意思，我也没和他下，就与何顺安定了四盘棋，在燕升棋社公开表演。燕升棋社在南市场里头，地处繁华，说书、表演、杂耍的非常多。燕升棋社前身是个小戏园，就是唱小曲的，客人花钱点曲目，解放后被取缔了，改成了棋馆，地方很大，有四五百人看表演，用大棋盘，把空心的大棋子挂在上面。挂棋的人一场给二块钱，门票五角到一块不等。
我与何顺安的头两盘棋一和一胜，其中所胜一局，我在第五回合弈出平炮兑车的新变当时南方棋手普遍认为“马7进6”是官着，但经以后大量实战证明，平炮兑车以下退窝心马是应五七炮布局下的一大发展。接下来又和了两盘，下完后马宽请我和何顺安去他家。马宽的生活不算太好，我就拿出五块钱，买了十多斤大虾。大海虾，那时才四毛钱一斤，马宽是回民，用香油把虾炸了，在家里和何顺安喝了点酒。马宽就跟我商量再与何顺安定四盘棋，其实希望何顺安能把棋赢回来。马宽与何顺安的关系很好，何顺安在上海大世界，每天安排谁下棋都是他说了算，在董文渊的大兴公司，马宽下不上棋，何顺安一般每星期给马宽安排两场棋，所以马宽与他有这样的私交。一般这种情形就不再下了，比如何顺安在天津虽然战胜了王家元等一流好手，却输给了薛战金一盘棋。当时薛战金的水平不是很好，后来才成为天津的优秀棋手，代表天津多次参加全国赛。薛战金胜了以后，就再不与何顺安下了，天津棋界的意思是让何顺安再也捞不回来，多少保住点面子。可是我不计较这些输赢，主要想练棋，就答应下来。后四盘棋我多输了一盘，输了以后我总结经验，觉得在布局方面还要多下功夫。
何顺安走后燕升棋社请我留在天津立擂，我也想多练练棋，就留了下来，前前后后与王家元、马宽、窦国柱、陈才财分别表演了十局赛，全都赢了下来，这段时间我的棋就长了许多。
算一算，我在天津住了近一年，1956年初才回哈尔滨市，在国营电影机厂工作。
哈尔滨搞了一个全市比赛，有一百多人参加。那时毛瞎子走了，张东禄参军了，我则以不败的战绩获得第一名，从而获得十二月份代表哈尔滨参加全国赛的机会。
第一届全国赛在北京举办，裁判长是谢小然。当时报纸上预测前三名将是杨官璘、何顺安和侯玉山。惟独窦国柱说:“东北有个小王很有希望。”他对我非常欣赏，因为我曾和他在天津下过八盘棋，我五胜三和，所以他才这么说。小组赛中我以不败的战绩闯入决赛，另五人是广东杨官璘、北京侯玉山、上海何顺安、浙江刘忆慈和湖北李义庭。这样每人要打五场比赛，每场两盘棋。第一场我对侯玉山，第一盘我后手取胜后在第二盘走得比较平稳，稳稳地拿了两分。因为两胜与一胜一和都积两分，我也不想贪胜，这样第一场下得比较满意。此时杨官璘也一胜一和，在何顺安身上拿了两分。第二场我对刘忆慈，在第一盘中我走出一着炮五平六的新变，仅用二十几着就赢了下来。胜了一盘后我一心想在第二盘棋中和下来，结果走出昏着，非常惋惜地输掉了，如果这盘棋没输，以后很多事情就都发生不了了。和刘忆慈战平，我只得了一分，而杨官璘对侯玉山是一胜一和，又得了两分，差距突然拉开。第三场我对李义庭，下了两盘和棋，还是一分。杨官璘对刘忆慈又是一胜一和，拿了两分。下一场将是我与杨官璘的关键战役。这时杨官璘夺冠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就差报纸报道说他已经得冠军了
那天吃早饭的时候，《北京晚报》的记者说:“老杨啊，小王的棋长了，赢刘忆慈才用十几分钟，二十来步，你可要加小心，这一关不太好过。”杨官璘此时已连胜三场，再和一场就稳坐冠军了，他说:“小王的棋是长了，比过去好多了，和我下盘和棋很容易，不过要赢我的话怎么也得三年以后。”
第一盘我是后手，杨官璘也不想有什么意外，无争无斗地和了一盘。下午的第二盘棋我先，我又用了胜刘忆慈的炮五平六这着新变，杨官璘有了准备，也走了变着。这盘棋下了一百几十个回合，异常艰苦，最后我是车炮兵胜了他车马卒。他三个小时以前还说我三年之内赢不了他，没想到对我的新变化准备不足，输了关键的这一场棋，结果吃饭时都没见着他，也不知去哪儿了。
最后一场我对何顺安，杨官璘对李义庭，我那盘棋平平淡淡地和了，杨官璘却输给了李义庭。这个消息一传出，外面开了锅似的热闹，因为这样一来，最后下午这两盘棋只要有一盘和棋，我就会拿到冠军。我开始也是奔冠军来的，没想到冠军一下子离我这么近，心里非常高兴。这时马宽来找我，说:“祝贺你，这回你一定得冠军了。”我说:“怎么呢?”他说:“何顺安现在无心恋战，他怎么下都是第六名。你不知道，过去他和杨官璘关系才不好，不会跟你拼的。”我说:“是这么回事。”然后他又说:“这盘棋你和了一就是冠军，那还不容易。”他说着还给我摆了个变化，说:“何顺安要是走五七炮，你就走一盘屏风马平炮兑车的布局，他来压马你退炮打车，他一平车你就退窝心马，他一捉你一打，双方不变就和了。”我当时觉得这主意不错。
下午比赛，何顺安果然走了五七炮，我走的也是屏风马，退炮打车等一系列变化都按部就班，当他车三平四时我本应上一步士，这样局势平稳，但我按马宽说的退了窝心马。何顺安平车捉炮，我进马打车，我想这盘棋要和了。没想到何顺安突然变着，一下将车退回河沿。原本双方不变是和棋，他变着了，我马上觉得不对，我退马干什么，应该上士，脑子里一片空白，心想坏了，我中马宽的套了。可是后悔也没有用，这盘棋最终还是不明不白地输了。后来我才知道有人出面求何顺安帮忙，希望杨何二人和好，这个人对何顺安说:“你一定要帮这个忙.要是小王得了冠军我们回南边也没法交待。”马宽与何顺安的关系最好，所以马宽才来给我下“蒙汗药”。那人又找罗天扬说情，希望李义庭能让了这盘棋，因为如果水平差不多少，想和一盘棋还是容易的，但李义庭不愿意让棋，因为他赢了的话小分很高，要得亚军，和或输都是第四，便说如果能赢就不会让。结果杨官璘开局走了个一车换二，让李义庭几乎没有赢的可能。这盘棋杨官璘获胜，同时也登上了冠军宝座。痛熟的鸭子就这样从我嘴边飞走了。晚上广州《象棋》月刊编辑部开庆功宴，吃的是烤鸭，不过这只鸭子对我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后来我虽然知道了很多事，但也没有别的办法好以后再报这一箭之仇了。
到了广州有人接我们到广州新亚大酒店住下，结果第二天我就生病了，广东的饭我吃不惯，天气又热，我吃了一口，伤胃，就中暑了，直吐。侯玉山跟邀请赛的组织方面说，小王吃你们的饭病了，可能是不习惯。广州方面本来早已定了我们的伙食标准，由于我这么一病，就让我们想吃什么自己要，实报实销。
我正病着，第二天就和杨官璘比赛，走了过河车的布局，半个多小时就和了，同时侯玉山赢了陈松顺。在广州下了十二盘棋，主要是输给了杨官璘，赢了陈松顺，侯玉山的成绩也是这样。
我与杨官璘的对局还创了一个纪录，第一天现场观看大盘讲棋的观众多达两万人，分三个表演区，有一个表演场地是个足球场，人都坐满了，中央的新闻社还进行了现场拍摄，如此轰动主要是因为我和杨官璘是个人赛的前两名，这样就有点南北棋王对抗赛的意思。
在广州下完棋，我和侯玉山接到上海体委的邀请前去表演，路费等开销全部由上海负责。上海方面还邀请了刘忆慈和李义庭，就是说个人赛的二、三、四、五名全去了。上海队的前四名与我们四人共下四轮。
四轮过后，上海队大败，我与侯玉山、李义庭、刘忆慈又举行了一场单循环表演赛，我得了第一。在上海我下的棋比较多，当时有个青年会也曾邀请我去表演，还有春风得意楼也邀请过我，我全部获胜。下完棋后，谢老(谢侠逊)又出钱请我和侯玉山去杭州玩，顺便又在杭州下了几场表演棋。此后又一路在苏州、无锡等地下棋表演，所到之处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到南京时是5月份，当地气温40多度，热得让人受不了。我和侯玉山先回北京，然后我从北京回到哈尔滨。
这次去南方我得到了不少的锻炼，这一圈下了四五十盘棋，使我的棋艺内容更丰富了，实力也提高了一大截。总的看来实力最强的是杨官璘除了跟他战绩不太理想外，其余的我都赢了。我当时和杨官璘没走新布局，就是和他拼拼实力。
回到哈尔滨后上了几个月班，这时1957年全国赛又开始了。在沈阳进行了分区赛，华北、东北的高手都来到沈阳，哈尔滨的选手是我和张青江。此时我的实力已经很强，沈阳赛区的比赛中我以九胜二和的不败纪录获得第一，上海马宽获得第二，沈阳任德纯第三，大连李少春第四，这样我们四个人获得了进人决赛的资格。
那时的比赛都安排在上午，一天要下两盘棋，有时下到很晚。在广州表演时都是在晚上下棋，有时盘棋下到一两点钟，下完后我脑子里总是想棋，就睡不着觉。在广州我就落下这个毛病。我在沈阳比赛时怕睡不着觉，就吃安眠药。因为比赛安排得挺紧，没有时间消除疲劳感，要是下完棋能有时间玩一玩、放松一下就好了。吃安眠药后我感觉不错，睡得也挺香。十多天以后比赛结束，休息一天后到上海参加决赛，这时感觉就不对了。由于吃安眠药过多，副作用很大，在上海头一场比赛我感觉脸上像针扎一样的痛，看棋时间一长脸就烧得通红。这盘棋匆匆忙忙就下和了。前四盘棋，我一胜一负二和。我觉得实在下不了了，就找大赛的组委会提出弃权。组委会问怎么回事，我说可能是安眠药吃多了，一下棋头就痛。组委会说你不下也不行啊，已经下了四盘棋了，现在你弃权的话少了一盘棋可怎么下。后来组委会跟我商议，把我介绍到上海医学院，要医院优先给我看病，这样我上午在那烤电(一种治疗方式)，下午两点钟再下一盘棋。此时我已不太在乎输赢了。结果下到只剩六轮时我的病好了，后六轮我发挥出色，四胜二和，关键对李义庭的那盘棋后手赢得极为精彩，最后和了杨官璘，我又获得了第二名，而杨官璘又获得了冠军。（待续）
10.8.9 (九)
经过了第二届全国个人赛的锻炼，我的棋艺又有了很大的提高，从成绩上看仅次于杨官璘，对刘忆慈等高手都赢了。于是我产生了在1958年个人赛夺冠的想法。
回到哈尔滨后，我依然在工厂上班，那时还没有建立象棋队。不过为了备战1959年全运会，体委建立了集训队，于是我又放下工作，被调进队里。这时1958年全国个人赛就开始了，依然是在全国分几个几个赛区，我还是在天津赛区。这时张东禄也从部队转业回来，暂时没有分配工作，我就把他找来，对他说:“来下棋吧，你现在手生，我先带着你练练。”他同意了，我就帮他练了一个月的棋，然后先参加了市里的比赛。市赛我是第一，张东禄打了第二。随后我们又参加了省赛。省赛中张东禄打的不好，仅取得第四，我第一，王汲然第二，言艺第三。不过此次个人赛以市为单位参加，所以我和张东禄代表哈市参加了天津赛区的比赛。天津赛区选手很多，包括华北、东北、内蒙古等地。
天津赛区最后的成绩是我获得第一名，张东禄发挥较好，获得第二名，第三是任德纯，第四是孟立国，第五是王家元，第六是侯玉山。值得一提的是，王家元两次分区赛都是获得第五名，从而失去了参赛资格，非常可惜(前四名才可进人决赛)。王家元棋风好杀，其中与我的那盘棋本来是和棋，如果和下来，他就稳进前四，但他总想着赢，想和我拼一下，结果走输了。
休息了两天后，我们四人就赶赴广州参加全国赛决赛。广州赛区的冠军是杨官璘，这样“南杨北王”又碰面了。
这次广州之行出了一些比较有趣的事。
前两轮，我们四个人没赢一盘。我和张东禄下了两盘和棋，任德纯和孟立国则分别输给了田家树和毕铁珊。孟立国还编了一首打油诗:“四员小将下羊城，未曾出兵先败楼瓜手，誓把杨猴一斩休。”因为任、孟的对手棋力稍弱，所以叫倭瓜手(倭瓜不是面吗)。他们输得都不服气，所以想赢对方最高的棋手杨官璘，好出一口气，这也是年轻人开玩笑的话，没什么恶意。
不过我被张增华逼和那盘棋让我挺生气，倒不是张增华有什么不对。那盘棋到了残局时我仅剩单相，而张增华也只剩下炮低卒。我的相在上，帅在下，而张增华又没有十象，这样的棋谁都知道和定了，我就提和，没想到裁判员却不同意，执意让我们走下去。又走了一会儿，裁判员坚持要我们走完三十着的限着，没有办法，运动员只能服从裁判，明明是在浪费时间，我还要在那儿飞相、落相。
下一轮我对何顺安。我们都以过宫炮开局，到残局时形成了我马兵仕相全对何顺安马低卒单缺象的局面。这盘棋我的赢面也就有三成吧，可是何顺安此时突然提出限着，裁判员就征求我的意见。我说:“这棋怎么能限着，我的兵还没过河呢?”我和张增华那盘棋都官和了，裁判员却不判，这盘棋我还有赢的希望又要限着，我心里嘀咕:“这裁判是怎么判的。”后来裁判又重新规定，我的兵过河以后再限着。我在此情况下，兵走急了，没有吃到他的象，却把兵下低了，只好和棋。我虽然对裁判员有如此明显差异的判决不满，但也并未向大赛组委会提什么意见，反正棋下完了，结果是不能改变的。
再过数轮，何顺安积分开始领先，而张东禄位居第二。张东禄先是战胜刘忆慈，后来又胜杨官璘。胜杨官璘的那盘棋比较有趣，我知道张东禄要遇上杨官璘，就事先摆了一个杨官璘爱走的布局，并把这个布局的新变着法全都告诉了张东禄，而杨官璘那盘棋果真走了这个布局，可谓天意。还剩下四轮时，张东禄的积分已排在第一位，而他剩下的对手是朱德源、何顺安、徐天利，还有一个人我记不清了。这种局面应该说他夺冠有望，谁知道四盘棋他仅和了一盘，剩下的都输了，仅得了第四名。而何顺安赢了张东禄后积分再度领先.，杨官璘和李义庭紧随其后，仅相差一分。这次比赛的规则是如果积分相同，则看谁的胜局数多。
这本是何顺安夺冠的一次好机会，可惜他和棋太多，而李义庭夺冠也有些侥幸，因为最后两轮他的对手已无斗志。
比赛结束后的总结会上，身为广州人的裁判长不满任德纯轻易输给李义庭，致使冠军旁落，在发言时说:“输棋就像皮球泄气一样，连输数盘，不负责任。”并且指责任德纯故意让给李义庭，有要处分任德纯的意思。这时李义庭的教练罗天扬发言说:“李义庭获得冠军，是靠自己赢的，可从来没找人让过棋，但是，1956年曾有人找过我们，求我们让一盘棋，我们没答应。”一句话就把，1956年个人赛上的事抖搂出来。于是大会也没再提处分任德纯的事，草草收场了。
这次比赛我虽然仅得了第八名，不过获悉了1956年的内幕。没让何顺安拿去冠军，也算出了口被他弄掉冠军的恶气。（待续）
10.8.10 (十)
一年一度的全国象棋个人赛结束了，我们几个回到了哈尔滨。一同从广州回来的还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万思元、广州文教中心主任白云，他们从广州调到哈尔滨市工作。
白云调到哈尔滨市的职务是卫生局局长，万思元则任体委第一副主任。万思元这个人十分喜爱象棋，对象棋事业更是热心，在广州时杨官璘就是在他的帮助下调入棋队的。当时黑龙江专业棋队基本上没有，万思元一到任就开始着手组建黑龙江省棋队，我也是在这时被调入棋队，成为专业棋手的，紧接着省里开始筹备1959年的省运会和全运会。
当时全运会棋类项目规定，每个省只能派一名选手参赛，这就是说我和张东禄只能上一个。那时黑龙江省只有一名国际象棋运动员，水平很低，1958年的全运会排名倒数第几位。我和张东禄在没有训练的情况下和他还互有胜负，而且没过几天，那个下国际象棋的人已经不是我们的对手了。这样体委就考虑我们中的一个改下国际象棋。虽然象棋与国际象棋也有相通的地方，改行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但又让谁去放弃下了十几年的中国象棋呢?没有办法，体委为此安排我们进行了一场十局赛，胜出者继续下象棋，如果谁失败，谁就得改下国际象棋。这样的比赛气氛一点也不比正式的比赛轻松。
十局赛并未下完，因为下到第七盘时我已取得了四胜三和的战绩，胜券在握，张东禄回天乏力，只好去改下国际象棋。
由于我隶属省队，所以以教练的身份带着李仁纪、李守卿、刘广荣等人到市体委集训。因为下国际象棋的只有张东禄自己，他就一个人去苏联俱乐部练棋，那里有许多苏侨会下国际象棋。
在市体委集训的时候，每天早晨我们都要进行跑步锻炼，从道里区买卖街一直跑到松花江边，然后再从江边跑回来，全程大约有五公里。刘广荣在棋队里最年轻，看上去身体也不错，可实际上体质并不好，每天跑到江边就跑不动了，他就花五分钱坐电车回来。
刘广荣为人十分孝顺，资质也不错，是个很有希望的棋手。可惜60年代死于一场车祸，死时只有二十多岁，如果他活着，现在棋坛上也该有一席之地了。
一个好的身体对棋手十分重要，我们就这样一边练棋一边锻炼身体，调节自身的状态。我的身体一直不错，在棋队里属于运动健将。我喜欢打乒乓球，篮球打得也不错，当时我还能做扣篮动作，曾经代表省直机关参加过篮球比赛，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夏天时棋队做了一次出访，应邀去安徽合肥参加一个九省市邀请赛，这场比赛何顺安和李义庭都参加了。
我们乘车先到蚌埠，然后换车去合肥。换车的时候我们几个棋手在当地的一个饭店吃饭，主食点的是馍。我们也不知道馍是什么东西，等服务员把馍端上来，可把我们几个吓了一跳。那馍的颜色黑黑的，看上去很脏，一问，原来都是用地瓜面做的，也不知道里面还掺了什么其它的东西没有，我们一看都吃不下去了。
当时安徽的经济非常落后，到处有人在讨饭，那时讨饭和现在不一样，人都很纯朴，都是实在穷的不行了，讨饭只是为了生存，看上去的确很可怜。现在乞丐都是只要钱，一个月都不少挣。我们把吃不了的馍都分给讨饭的了。
到了合肥以后，我们住在江淮宾馆，供餐时宾馆的服务员问我们吃不吃馍，我们一听“馍”字吓得都不敢要，心里暗想省会也吃这种东西。后来看到别的桌子上点的馍都是白面的，才知道这里的馍都是富强粉做的，根本不是吓坏我们的那种地瓜粉。
在安徽下的是友谊赛，赛程较紧，一共有十多轮比赛。我的成绩还好，同来的刘广荣就很不理想，除了和李义庭、何顺安二盘外，其余的全都输了。比完赛我们直接回了哈尔滨。
从安徽回来没多久，全运会预赛就开始了，预赛一共分四个小组，每组取前两名进入八强。八强中有两个人我记不起是谁了，其余六个是杨官璘、李义庭、刘剑青、何顺安、武延福和我。比赛打单循环。
开始我就碰上了杨官璘，双方下得较谨慎，这盘棋和了。最后杨官璘以不败的成绩获得第一，我和李义庭以不败的成绩并列亚军。这次比赛中我和李义庭的那盘棋被《体育报》、《北京晚报》、《新民晚报》等联合评为“最佳一盘棋”，这也是全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评选最佳。比赛结束后，杨官璘、李义庭和我分别做了一场冠亚军表演赛，李义庭双炮过河车输给了杨官璘。我后手对杨官璘形成了车炮卒对他车炮缺仕相的残局，由于时间关系我走了一步软着，把这盘棋下和了。(待续)
10.8.11 (十一)
1959年全运会我代表黑龙江获得两项亚军，回到哈尔滨后，省委领导设宴，为我们接风洗尘，并对我省棋类发展做了一些指示，如将来组建棋院等，这也是当时领导提出来的奋斗目标。
1961年由于国内自然灾害，没有进行全国赛。省里为参加下一年团体赛组队做准备，但一时还没有合适的人。国际象棋队人够了，围棋队也来了聂卫平，只有象棋队缺人。
为了练兵，哈尔滨搞了一个六省市邀请赛，在哈尔滨旅社(马迭尔宾馆)订了房间，同时也发出了邀请。参赛的有东北三省、上海、江苏和湖北。发出邀请后，6月，各地棋手都来了，我是黑龙江队教练，领队是潘金闰。棋手们住的地方离松花江很近，可以去玩，很方便。比赛还没进行几轮，孟立国又编了个顺口溜：横扫江苏三怪，力斩上海三妖。原来李义庭在前几轮的比赛中一路狂胜，连赢了何顺安、朱剑秋、胡荣华还有江苏的三个棋手，这样李义庭的积分也就遥遥领先了。在第6场比赛时我遇上朱贵森，如果我赢了他就有争夺冠军的希望，我就和领队说：“朱贵森是我学生，这盘棋怎么下。”领队说：“你们也别用计时钟了，快点下完就行。”领队的意思是让朱贵森让一盘棋，好让我有时间养足精神，第二天对付李义庭。我一听领队这么说，这盘棋也没怎么考虑，拿起来就下。结果没想到，朱贵森拿了棋半天不走一步，我心里还想，不是说快点下完吗?怎么回事?但我还没太在意，不料朱贵森可不客气，抓住我的毛病就把我赢了。我觉得很生气，去找领队说：“你要是说不让棋，真下也行，怎么说好让棋结果又变卦了?你怎么跟朱贵森谈的?”领队也很生气，说：“我已经和他说好了，谁知道……”
这次比赛朱贵森和李义庭之间下和了，由于胡荣华、何顺安他们上来就被李义庭压住了，而且这又不是什么正式的重大比赛，所以也没有太认真下，最后朱贵森得了个亚军。其实这次他不得亚军还好，得了亚军就骄傲了。比赛中他赢了韩福德一盘，赢完后我跟朱贵森说：“你虽然赢了他一盘棋，但并不代表你的实力比他强，韩福德的棋要比你好一些。”可是朱贵森却不这么想，他这次得了亚军，而且还下和了李义庭，可能觉得很了不起。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李义庭和他下的时候已经是最后一盘了，输了都是冠军，所以也没必要非要赢他，简简单单和棋就完了。这次比赛结束后，长春又举办了个邀请赛，南方的棋手都回去了，参赛的是东北三省的棋手，一共有九个人，朱贵森打了个第九。1962年孟立国来信，邀我去广州参加邀请赛，我、孟立国和韩福德组成东北联队，对广州的杨官璘、蔡福如和陈百祥。这次东北联队大胜广州队，因为广州队的陈百祥输棋太多。当时是在公园露天表演，观众都指责陈百祥，说广州队都是因为他才输的。由此可看出广州那里的地方观念很强。
当时有一盘棋挺有意思，在比赛前，我和孟立国曾对一个顺手炮的布局做了研究，结果在比赛时韩福德对蔡福德的那盘棋就是顺手炮，而且变化也一模一样。走到残棋时韩福德剩下马炮，比蔡福如少两个兵，而且缺相。这盘棋用了八个多小时才下完，是一盘和棋。下完棋韩福德就对我和孟立国说：“你们研究的这个布局也不实用啊，虽然我得了个先手，可是少兵少相，好不容易才和下来。”我说：“这盘棋也就是你能下和，我要是遇到这种残棋早就输了，不过要让我从前半盘开始走的话赢的机会会很大。”孟立国说：“这个开局的形势太好了，是大先手，赢定了的棋。”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我们三个人的棋风不同，对棋的理解也不一样。孟立国认为这个布局获得大先手，是绝对优势；我认为这盘棋后手反先，形势不错，好下；韩福德认为虽然有先手，但少兵少相，亏了。我和孟立国是攻杀型的棋风，韩福德则细棋极具功力，要不然这样的残棋也无法和下来。
这次南下比赛，朱贵森由于已经转业了，所以没去，主要原因是他在团体赛中成绩太差，自己又骄傲，和领队关系闹得很僵。
1962年的全国赛在合肥举行，有26人参加，下了25轮大循环。这次比赛还剩两轮时，杨官璘积36分领先，李义庭、胡荣华同积35分紧随其后，就在这轮，局势出现了转变，李义庭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被何顺安逼和，而杨官璘在这一轮也没能赢我，胡荣华却战胜江苏戴荣光，积分一下就和杨官璘相同了。
最后一轮比赛，胡荣华和杨官璘为了夺冠，抱着必胜的决心同时拿下对手，于是积分相同，并列冠军，这也是全国赛历史上惟一一次天有二日的现象。10.8.13 (十三)
1962年个人赛我成绩不理想，省队还是只有我一个人，需要新队员加入。这时金启昌去大庆找他的朋友，路过哈尔滨时他毛遂自荐。当时金启昌的棋不是很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发展，不过打个三台还可以，于是就把他留下了。1963年没有全国赛，为了练兵，哈尔滨搞了一个邀请赛，把上海队的胡荣华、何顺安和朱永康都请来了。上海队来哈后住在文化宫，食宿路费等都由省体工队负责。由于队里只有我和金启昌两个人，就把铁路的王永胜借调过来，凑成一队。
比赛在兆麟公园进行，是露天表演的形式，观众有两千多人。这次邀请赛上海队的成绩很不理想，胡荣华出师不利，第一盘输给了王永胜，接下来王永胜又赢了何顺安。
上海队输了这次邀请赛后，何顺安就发牢骚，说哈尔滨的条件太差，影响比赛成绩。原来他们来往坐的都是解放牌大卡车，据说卡车原来是装煤的，开起来一颠簸就都是黑烟。住的地方他也不满意，晚上屋里飞的都是蝼蛄(一种昆虫，昼伏夜出)，而且比南方的要大很多，这样晚上就睡不好觉。
不管是什么原因，上海队终究是在棋上输了，王永胜因为这次成绩出众，被借到棋队集训，准备参加1964年的全国赛。
由于1962年全国个人赛的赛制棋手们意见很大，而且的确存在不合理的地方，1964年的全国赛就又回到了积分循环制上来。由于两届全国赛之间的间隔时间比较长，所以棋手们准备的时间也比较充足。
秋风乍起，杭州城的酷热逐渐消退下去，各路棋手纷纷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我也在布局方面做了一些新的研究。第二局对何顺安时，我们走的棋形和我事先研究的一个布局一点也不差。结果何顺安很快就中了圈套，一个炮落入了我的陷阱，但这时还不能马上去捉这个炮，否则它就会跑掉，事先我在研究时还特地摆过这个变化。但当时我太高兴了，一随手，少走了个次序，他退炮一拦时我脑子里忽悠一下，这炮怎么跑了?这时心里就别提有多后悔了，心情坏得不得了，最后输了这盘已经赢了一半的棋。这样我的积分一下子就落了下来。
这时积分领先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胡荣华，一个就是人称"羊城小霸王"的蔡福如，蔡福如五连胜后高出胡荣华一分，两个人都有希望夺冠。在这关键时刻我用顺手炮战胜了胡荣华，一下子将两个人的积分又拉大了。广州队大喜过望，因为蔡福如还有四场棋，除了先手对我的一场，其余三个棋手实力都不强，可以说蔡福如一只手已经摸到了冠军奖杯。
晚上吃饭的时候，胡荣华仿佛无意地说了一句："蔡福如这关还得老王才能把他拿下来。蔡福如现在保持不败，势头这么猛，除了老王谁也赢不了他。"第二天那场棋就是我对蔡福如，我当时走了个新的布局(见谱)，走到如图局面，已是黑方大优，结果我后手战胜了此前一场未败的蔡福如。
我赢了这盘棋后，蔡福如与胡荣华之间的差距又被缩小到1分，胡荣华夺冠的希望被重新燃起，不过形势还是对蔡福如有利，因为他剩下的三个对手的实力都不强。不料就在这种情况下，蔡福如竟然二负一和，后三场仅得了一分，让人不敢相信这就是一开始连胜何顺安、胡荣华、李义庭和杨官的那个小霸王。结果胡荣华后来居上，获得了冠军，蔡福如屈居亚军。虽然他们两个都败在我的手下，但输给何顺安那盘棋使我仅排在了第四。第三是何顺安，第五、第六是杨官和李义庭。
这次比赛中我看中了一个16岁的小棋手，他就是刘殿中，我见他后手赢了刘忆慈一盘棋，觉得他的棋很与众不同，开局也有独到之处，就起了爱才之心，他当时也表示想到黑龙江来。于是比赛结束后，我乘车到了天津，又转乘到唐山的车去了他家。我记得刘殿中的家人请我吃的饭，还送了我一本古谱《金鹏十八变》。我由于不是公出，到唐山的路费都是我个人花的钱。当时天津队也想调刘殿中，不过最后他还是到黑龙江来了，这是后话。
10.8.15 (十五）
1966年全国个人赛在河南省郑州举行，本次比赛采用了小组循环制，全国各地共38名棋手分成四组进行小组循环赛，获各小组前三名的12名棋手再进行单循环赛争夺冠军。
这次个人赛比较精彩，我和刘殿中代表黑龙江队都进入了决赛，实力雄厚的广东队四名队员也全部入选，上海队这次形势不妙，闯关成功者仅有胡荣华一人。
事先提一下，这次比赛我打得不好，尤其是输给朱学增的那盘棋最不应该。开始下这盘棋的时候朱学增就对我说，他的名次怎么打都打不上去了，言下之意这盘棋就想让给我。朱学增以前在长春，我们就认识，比较熟，我还觉得挺高兴，所以下起来也没太积极。开局时，我的形势很好，多了三个兵，可是不知怎么搞的走来走去把兵都走丢了。我心里挺生气，你不是说不想赢的吗?这样一想棋就越下越臭，最后竟然走输了。这盘棋对我来说极为重要，因为输了以后我就无望夺冠了。更让我没想到的是接下来和陈柏祥的一盘棋又雪上加霜。在这次比赛之前陈柏祥从未赢过我。这盘棋在形势相当的时候他求和，我不同意，因为1966年前后，我的棋艺正处在巅峰期，看到形势还有一搏，便想在他身上拿分，没想到这么一用强，竟把棋给走输了。可以说，陈柏祥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我逼赢的。
在历届全国象棋个人赛中广东队都是力保杨官璘夺冠，所以杨官总能在队友身上拿分(这是象棋比赛中常见的一种战术)，这次也不例外，陈柏祥、蔡福如等人都输给了杨官璘。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关键之役杨官璘却输给了胡荣华，没能阻止其夺冠的脚步。早知如此，广东队让陈柏祥拿分的话，他平了胡荣华，又赢了我，冠军就会落到广东队手中。